最终，这整个事件好像挺奇怪——我对于那个来自美国的、最厉害的罪犯，漫长而痛苦的追踪——居然落实到一个房间里一场走走形式的三人会议。我们回到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使馆，这次，用的是各自的名字，警察总监也完全知情。事实上，申请会谈的许可，一直提交到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本人的办公室。就这样，我们发现自己正坐在罗伯特·t.林肯公使和亨利·怀特参赞面前，两位曾经在那晚的聚会上迎候过我们。第三个人是林肯的秘书，查尔斯·艾沙姆，他是个颇为固执的年轻人，现在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外套，围着一条松软的围巾。正是他在上次按照埃德加·莫特莱克和利兰·莫特莱克的指示拘留了我们。
我们在一间肯定是被用作图书馆的房间里，整整两面墙上都排列着书册，还有大部头法律书籍，这些书肯定没人读过。对面的墙壁被漆成了缺乏活力的灰色，上面挂满了前任公使们的肖像，他们之中最早的还穿着带高领和宽大的硬领圈的衣服。窗户上拉上了金属丝网，阻挡了朝向维多利亚大街的景色，我纳闷这是否预示德弗罗本人的到访，当我们到达时，他并没在那里。他的名字也未被提及。我们至少肯定，他必定是在这幢建筑里的某处，就是说，假设他在史密斯菲尔德现身之后回到了这里。琼斯督察已经在这幢建筑周围布置了警力，所有人都没穿制服。他们谨慎地观察着所有白天进出的人。
我已经描绘过罗伯特·林肯其人了。虽然他其貌不扬，但是我发现当他作为招待会的主人时，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会优雅地应对许多想要和他谈话的客人，同时确保所有的对话都照着他的方式进行。他现在就是这样，正坐在高背椅子上，旁边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即便在这样更为安静和私密的环境里，他无须说话便掌控着这房间。发表任何言论之前，他都会长时间认真地思考，而且他的话语简明扼要。怀特似乎是三人中更忧虑的那个人，他坐在一边，用那种永远都那么警惕的眼神审视着我们。他是发起谈话的人。
“我必须请问你，琼斯督察，几天前你用一个假名作伪装，并且带着一份偷来的请柬来这里时，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吗？”
“已经有人很清楚地告诉过我了，我只能向你和公使表示歉意。但是，让我这么说吧，当时的情况极其危急。我在追踪一伙危险的罪犯。已经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他们试图杀害我……那是一场夺走了不止一条生命的爆炸。”
“你怎么能肯定他们要对此负责？”林肯问。
“我不能，先生。我可以说的全部，就是我和蔡斯追踪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紧接着那起暴行，驾驶一辆四轮马车的车夫把他们直接从苏格兰场送到了这里。”
“他可能错了。”
“有可能，但是我不相信。格思里先生本人似乎相当肯定。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用那种方式进入公使馆。”
“那是我建议的。”我说。当时我感觉身体不适，并且明白自己那时的样子让人不快。我在莫特莱克的暴徒们手中受到的虐待，比我想到的更加严重：我一边的脸完全肿了，眼圈黑了，嘴唇裂了，导致说话都困难。琼斯看起来稍好些。尽管我们俩表现洒脱，我知道我们看起来一定像火车失事的受害者。“我对此负责，”我继续道，“是我说服琼斯督察来此的。”
“我们都很清楚平克顿事务所的行事方式。”艾沙姆轻声说，他从一开始就不表示同情，“煽动暴乱。试图让努力工作的人显得有罪，就因为他们相当合法地，选择了罢工——”
“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卷进那些事情里的任何一件。当然我也没有参与过芝加哥铁路罢工或者任何其他的事。”
“那不是现在的问题，查理。”林肯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