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让-保罗·萨特描述一棵树，
西蒙娜·德·波伏娃把理念付诸生活，
而我们见到了莫里斯·梅洛-庞蒂和中产阶级。
在柏林读了一年的胡塞尔之后，萨特于1934年活力满满地回到了法国，决心努力构思自己对现象学的论述，用对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的独特萨特式解读，使之更加鲜活。他还利用了一些个人材料：他的童年经历，他年轻的热情，和他一大堆有趣的恐惧症和痴迷。再次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团聚后，他邀请她加入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她也同样把她的过去和个性带入了自己的写作与思考中。他们的研究成了复杂的混合物。
萨特不得不回去教书，一开始又在勒阿弗尔。在业余时间里，他成为一个现象学的传教士，敦促他的朋友都去学习——包括那些已经在学习的人，比如梅洛-庞蒂。波伏娃能够流利阅读德文（显然强过萨特，虽然他已经说了、读了一年的德语），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沉浸在现象学的文本中。
热切地想把思想呈现到纸上的萨特，终于完成了他在柏林就开始在写的论文——《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 ）——这篇文章令人难忘地将意向性解释为了一场流亡：从心灵舒适的消化腔出来，进入存在（being）那个尘土飞扬的世界。他也研究了想象力的现象学，1936年时，以 （《想象》）为题发表了一个缩减版，重新整理过的完整版本则在1940年以 （ ，《想象之物》）为题发表。两篇论文都探讨了一个现象学难题：如何从意向性结构的角度来思考梦境、幻想或幻觉，虽然它们的对象有时候根本不存在或者缺失于现实中。
为了在这些领域扩展他的研究，萨特认为他应该亲身体验一下幻觉，于是要求老同学、医师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协助他试一下仙人球毒碱。这种致幻剂于1919年首次合成，在20世纪中叶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曾争先恐后想要弄一点儿来试试；这一趋势在1953年随着《知觉之门》（ ）到达顶峰，在这份著名的现象学研究中，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描绘了产生幻觉时看绘画或听音乐是什么感觉。20世纪50年代的存在主义实验者、英国作家科林·威尔逊，则描述了自己遇到了质朴强大的存在，“仿佛在一列火车上醒来后，发现有个陌生人的脸离你的脸只有几厘米远”。不过早在这之前，萨特就自己和存在面对面见过了。拉加什医生给萨特注射毒品，监督了他陷入幻觉的整个过程，而无论何时都是一位好现象学家的萨特，则细心观察了自己的内心体验。
结果非常惊人。虽然赫胥黎的毒品冒险充满了神秘和狂喜，拉加什医生的一位助手则很享受在想象出来的草地上和异域的舞者翩翩起舞，但萨特的脑子，却抛出了一堆令人毛骨悚然的蛇、鱼、兀鹫、蟾蜍、甲虫和其他一些甲壳动物。更糟的是，之后它们竟然拒绝消失。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感觉某种龙虾一样的东西，一直躲在他视野恰巧不及的地方跟踪他，而街上房子的外墙则长着人的眼睛，使劲盯着他看。
他对想象力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多少致幻体验，或许是因为有一阵子那次实验把他弄疯了。不过，他倒是把它用到了其他作品里，比如1937年的故事《房间》（ ）和1959年的戏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这两部作品都涉及了遭到幻觉中的怪物进攻的年轻人。1938年的一部半虚构作品《食物》（ ）也是一样，这篇故事取材于仙人球毒碱下的想象和1936年的一次意大利之旅。炎热的某天，故事的讲述者独自在那不勒斯四处闲逛时，看到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一个架着拐杖的小孩，从水沟里捡起一片上面爬满苍蝇的西瓜，然后吃掉了。透过一扇开着的门，他看见一个男人跪在一名小女孩边上。当她叫“爸爸，我的爸爸”时，男人撩起她的裙子，像人们咬一块面包一样，咬了她的屁股。萨特笔下的讲述者感到恶心至极——但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洞见：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的发生是必然的。一切都是“偶然的”（ti），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这一新发现吓着了他。
萨特自己对于“偶然性”的认识，必定来得更早，因为他收集相关笔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开始时记录在一个据他说是在地铁列车里捡到的空白本子上——偶然得恰如其分，本子的封面上还印着“米迪栓剂”的广告。这些笔记在柏林逐步形成了一部小说的草稿，名字被暂定为《忧郁》（ ），进而成了我十六岁时遇到的那部小说——《恶心》，作家安托万·罗冈丹和他在布维尔漂泊的故事。
罗冈丹最初来到这个沉闷的海边小镇，是为了研究18世纪的侍臣罗尔邦侯爵（marquis de rollebon）的生平，他的文件就存放在当地的图书馆里。罗尔邦的职业生涯其实相当于一系列疯狂的冒险，因此对于任何一位传记作家来说都是一份厚礼，但罗冈丹的问题是，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些写出来。他发现，生活和这些传奇故事完全不同，而他又不想去篡改现实。事实上，现在的罗冈丹已经开始随波逐流。由于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日常惯例或者家庭来为他的生活提供架构，所以他便把时间都花在了泡图书馆，或者闲逛，或者在一家咖啡馆一边喝啤酒一边听唱机播放拉格泰姆音乐上。他看着镇上的人们做着中产阶级普通人的那些事。生活像一团毫无特色的面团，仅仅具备偶然的特性，不是必然。这一领悟像潮水一样定期涌上来，每一次都会让罗冈丹感到恶心无比，而这种恶心又似乎附着于物体本身——附着于外在的世界。他拾起了一枚鹅卵石，想扔进海里，但拿在手上摸起来，却像是一个恶心的球块。他走进一个房间，门把手变成了诡异的鳞茎状肿块。在咖啡馆，他那有着倾斜边缘的常用啤酒杯，以及啤酒公司鲜艳的纹章，在他面前变得恐怖和偶然。他试着在日记里用现象学去记录这些体验：“我必须记下这张桌子、这条街道、这些人们、这包烟草在我眼里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些是已经改变了的事物。”
最终，在当地公园看到一棵如“煮沸的皮革”一样的栗子树，再次感到那种恶心后，罗冈丹意识到困扰他的不只是这棵树，这棵树的存在（being），是它就那么立在那里，拒绝解释或让自己缓和下来的方式，莫名其妙而毫无意义。这就是偶然性：事物那种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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