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存在主义者们争论未来。
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梅洛-庞蒂评论道，比起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20世纪都更让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的生活具有怎样的“偶然性”，是如何任由历史事件和他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变化所摆布的。这种感觉在战后仍然持续了很久。两颗原子弹被投到广岛和长崎之后，许多人开始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远了，而这一次，战争将会爆发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战时联盟，几乎在瞬间便土崩瓦解；现在，他们站在各自那一边，隔着虚弱、贫困和自我怀疑的西欧，愤怒地瞪着对方。
如果再打一场大战的话，这次战争很可能会摧毁文明，甚至生命本身。起初，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但苏联工程师和情报机构正在着手攻克这个难题，也是人尽皆知的事，而且，人们很快还了解到辐射和环境破坏的全部危险。正如萨特针对广岛被炸写道的那样，人类现在已经获得了毁灭自身的能力，想要活下去，成了人类每一天都得主动去做的决定。加缪也写道，人类面临着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在集体自杀和更明智地使用技术之间——在“地狱与理性”之间——做出选择。但在1945年后，似乎已经没什么理由再相信人类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了。
此后，每一次新的原子弹试验，都会让人们的焦虑水平上升一分。1946年7月，美国人爆炸了一颗更强大的原子弹之后，波伏娃听到广播里的播音员说，这已经触发了连锁反应，让物质开始解体，而这种浪潮将慢慢席卷全球。在几个小时之内，地球上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这才是一种位于存在核心的虚无啊。那一年年末，谣言四起，说是苏联人正密谋将一些装满放射性尘埃的手提箱放到美国的主要城市，里面设置了定时器，可以将密封条炸开，进而杀死数百万人。萨特在他创作于1956年的戏剧《涅可拉索夫》（ ）中，便讽刺过这个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到底该相信什么。辐射本来不可见，还这么容易部署，不让人毛骨悚然才怪；几个手提箱，就能装下宇宙本身的力量。
但是，一些人担心末日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新开始的到来。荷尔德林曾经说过，“在有危险的地方，亦生长着拯救的力量”。有些人认为，或许最近这场战争的浩劫，不会带来灭顶之灾，而是会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永久性地摧毁战争和其他邪恶。
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愿望是，可以出现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来解决冲突、执行条约，使大多数战争变为不可能。加缪就是怀有这种希望的人之一。在他看来，广岛被炸的直接教训是，人类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大国不再享有比中小国家更高的权利，而控制这类终极武器的将会是人类智慧，而非各国的欲望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实现了这些目标，但它又一直都未能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具有广泛的效力。
有些人将美国方式视为了前进道路。战后，欧洲对美国感激涕零、好感倍增；而靠着20世纪40年代末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点，往伤痕累累的欧洲国家注资数十亿美元，助其迅速复苏经济。美国甚至还向苏联等国提出过资金援助，但在莫斯科的要求下，这些国家都拒绝了。西欧的一些国家认为，接受美国的资金是件很丢脸的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们需要这些钱。
除了国际主义者和亲美者之外，战后的西欧还出现了第三个团体，他们更愿意把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毕竟，在地球上的主要国家中，只有苏联是在真正试着为人类实践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当所有的清理工作完成时，）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管理，永远地消除贫穷、饥饿、不平等、战争、剥削、法西斯主义和其他邪恶。在所有改变人类处境的尝试中，这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但如果它在第一次就失败的话，那么可能以后就再也不会被尝试了，因此，苏联的尝试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
我们这里谈论的只是七十多年前——人类的中等寿命长度——的事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让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去搞清楚为什么这个理想曾影响了西方那么多充满智慧和久经世故的人。现在，人们的普遍共识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注定不可能奏效，所以，那些没有从一开始就视其为徒劳尝试的人，都是傻瓜。但是，对那些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困苦的人来说，尽管它被认为难以实现，但似乎是一个值得去信仰的理念。人们没有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梦想，那种你醒来之后模模糊糊记得你好像看到了什么神奇但不可能之事的梦。他们认为，虽然任重道远，沿途隐患重重，但是这是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
不过，那些隐患并不难发现。与苏联那张美丽、遥远的目标列表对应的，是一张同样长的现实列表：劳动营、监禁、饥荒、物资短缺等等。第一件令人惊愕的大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传来的有关莫斯科公审的消息，名誉扫地的党员“供认”了蓄意破坏或阴谋行为之后遭到了处决。1946年，更多的消息浮出水面，其中一些来自一本叫《我选择了自由》（ ）的书，由苏联叛逃者克拉夫琴科所著。这本书在1947年被翻译成法语后，亲苏联的《法兰西文学》（ ）杂志斥之为美国政府的捏造。克拉夫琴科的律师起诉了该杂志，1949年初，案件在巴黎开审，被诉一方的证人，对苏联的生活极尽赞美，试图推翻作者的说法。严格来说，克拉夫琴科赢了此案，但他只拿到了一法郎的损害赔偿。第二年，另一位作家鲁塞（david rousset），也起诉了《法兰西文学》。鲁塞是一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呼吁对苏联的劳改营进行调查，结果遭到了该杂志的攻击。他也赢了自己的案子。这两次审判都有争议，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苏联或许不是它自诩的天堂——至少目前还不是。
但即便此时，许多人还是认为，它比美国那种极端资本主义模式更值得维护。毕竟，美国也失掉了部分的道德高地：由于对苏联的极度恐惧，美国政府开始打击任何带一点左翼倾向的组织、监视和骚扰本国公民。凡是被怀疑具有“红色倾向”的人，都面临着被解雇、列入黑名单和被拒绝出境的危险。1951年，由于把核武器的秘密给了苏联人，幼稚的夫妇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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