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功臣的奖赏、请封以及中央集权带来的权力诱惑，刘邦左右为难，王制可以暂时安稳功臣，帝制满足了统一的需要，两相兼顾，最终衍生了西汉的“郡国双轨制”。然而，这个貌似两全的制度终将为帝国带来难以平复的灾难，帝制、王制本身就水火不容。
刘恒站在高台上，回想汉帝国草创的历史，内乱引发的战争一遍遍捶打着帝国的土地与百姓，爱民如子的他黯然神伤，然而新生的帝国真的能超脱王制的梦魇与内乱的阴影吗？刘恒长叹一声，转过身去，他不愿意将那个否定的答案说出口。
刘恒的父亲刘邦继承秦制，建立了以帝制为政治制度的汉朝，这一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王制基本上走下了历史舞台，因为最后可以为它遮风挡雨的六国贵族势力已经被刘邦彻底根除。更为巧合的是，推翻王制的刘邦出身草根，这也说明了民间老百姓的王制思想并非根深蒂固，至少较之六国贵族，他们更容易接受帝制这种新的政治制度。
皇权时代的老百姓身处底层，他们往往目光短浅，一个个都是重利不重名的功利主义者，他们更看重现实的好处，而并不在意什么制度、权力、名分。因而，对汉帝国而言，这些坦然接受了他们名义上公投出的代理人——刘邦的老百姓们，更不容易成为反对帝制的新力量。他们喜欢刘邦，因为刘邦是人民的儿子，是草根，是布衣天子，既然刘邦是个好人，那他选择的帝制自然没错。
老百姓们的心里大多都是这么想的。
汉五年二月（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今山东定陶）登基。由于定陶早已被定为梁国的国都，梁王彭越也是大功臣，在当地实力雄厚，因而刘邦打算将首都定在东周的故都洛阳，经过戍卒娄敬的劝谏又将都城改定在长安。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长安长乐宫的修缮工作完成，大臣叔孙通为刘邦设计了一套简单却不失帝王威严的君臣礼节。刘邦看着昔日在自己面前大大咧咧的战友们如今毕恭毕敬、战战兢兢地站在自己面前，忍不住洋洋得意，他在心里暗想：“原来当皇帝这么风光！”
出身草根的刘邦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与尊贵，这令他对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倍感珍惜。
可权力的瓜分是无法避免的，只不过这种瓜分是隐性的——不是赤裸裸地将中央的权力分给别人，而是扭扭捏捏地通过分封功臣的办法来赋予旁人对地方的管理权和收益权。
刘邦登基之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分封功臣。除了在执政初年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八位异姓诸侯王外，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刘邦还一次性地封了十位列侯，有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他们都在灭秦战争或平楚战争中建立了不世功勋。
然而封侯行赏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求，毕竟人总归是受利益驱使的动物嘛。功臣们的肚子填不饱，这可让刘邦发了愁，被逼急了的他孤注一掷，弄出了一个绝世怪胎——郡国双轨制。一方面推行郡县制，保证了国家总体上的中央集权；一方面分封诸侯国，争取多方势力的支持。
刘邦的想法很好，可是他忽略了一点，王制与帝制原本就水火不容，怎么可能一直保持相互包容的状态呢？诸侯王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央的集权和国家的统一，而他们自己也会因为担心地位不保而准备反叛。
不论怎样，在那时，至少从表面上看，汉帝国成为了一个联合帝国，刘邦的皇权成了有限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