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
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2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斤，平均亩产3530.75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斤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2亩9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2亩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3853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