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无声无息地转出来，从我和大和尚之间的狭窄缝隙间通过。她的肥大的衣摆轻轻地蹭着我的鼻尖，凉森森的小腿摩擦着我的膝盖。我顿时心乱如麻，无法继续诉说。女人穿着一件肥大的粗布大褂，端着大和尚洗脸用的那个古老的铜盆走到院子里的积水中去。她瘦瘦的面孔斜对着我，眉眼间有几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浑然一体的乌云破裂，露出几块玫瑰色的天空。西边一片金红，火烧云燃起来了。那些以庙为家的蝙蝠们在空中盘旋着，仿佛是一颗颗闪光的金豆子。女人的脸辉煌了。她穿的那件大褂，是家制土布缝制，当胸开襟，一排铜扣子。她弯腰将铜盆放下，盛着衣服的铜盆在水中勉强地浮着。她着水，在院子里转悠。水淹至她的小腿。她双手提着大褂的下摆，显露出金黄色的大腿和白色的屁股。我惊讶地发现她除了这件大褂，竟然什么也没有穿。也就是说，如果她脱去这件大褂，就是赤身裸体。这件大褂只能是大和尚的。我对大和尚的家当了如指掌，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件大褂。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呢？我回忆起方才她从我面前走过时，大褂散发出的霉味。现在，这气味在院子里洋溢开了。女人转了一会儿，目标明确地朝着墙角走去。她走得很急，激起的水声很响，那条鱼在她的身后又一次跃出水面，然后再次跌下去。为了不使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她将衣摆提得更高，整个屁股都暴露无遗。到了墙角，她用左手将衣摆高提，揪紧，然后弯下腰，用右手把堵塞住下水道的树枝和杂草一把把地拖出来，扔到墙外。她的屁股对着西天那熊熊燃烧的云彩，亮堂堂的，宛如两扇铜钹。下水道疏通了，在哗啦啦的泄水声中，她直了腰，闪到一边，看着水流。院子里的水朝向她流，水面上的树叶和塑胶小马也飘过去。那个盛着衣裳的铜盆往前移动了几米，便落实在地面上。那条鱼渐渐地显形，起初还能直着身体挣扎着游动，但很快就只能平躺着，一下下地跳跃，弄得水花四溅。我似乎听到了它的尖声叫嚷。先是用卵石铺成的甬路显露出来，接着露出褐色的地面。一只蛤蟆在淤泥中蹦跳着，嘴下的皮肤抖动不止。墙外的水沟里，蛙声一片。女人把拎着衣服下摆的手松开。为了使衣服上的皱褶消失，她用湿漉漉的手抚摸着。那条鱼蹦到了她的面前。她看了一会儿，目光还往我们这边张望了几秒钟。我当然无法对她发布如何处置这条倒霉的鱼的命令。她跑了好几步，脚在淤泥上打滑，身体趔趄着几乎跌倒，使用了双手，才把这条不驯服的鱼按在地上。她双手着它站起来，再次往我们这边张望。片刻后，她叹了一口气，在半天红霞的照耀下，似乎很不情愿地将鱼掷了出去。鱼在空中摇摆着尾巴，飞跃了院墙，消失在墙外。但那道金色的、闪光的弧影，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来一道久久难消的痕迹。女人回到铜盆前，拿起衣裳，扯着衣领，用力抖动着，发出啵啵的声响。那件红衣裳，在红色的晚霞里，恍若一团火焰。她与野骡子姑姑的相似，使我感到与她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别样的亲切。尽管我已经是年近二十的青年，但看到了这个女人，就感到自己仿佛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但我心中一阵阵的激动和双腿间的东西不时地昂头告诉我：你已经不是那个孩子了。她将那件红色衣裳搭在正对着庙门的那个铸铁的香炉上，剩下的几件，只好搭在了湿漉漉的墙头上。为了使墙头上的衣裳伸展开，她在墙前连续地跳跃着。我看到她腰肢灵活，弹跳有力。然后她走到庙门前，就好像是站在自家的门前一样，展开双臂做扩胸运动，又双手腰，摇动腰肢，晃动屁股。她的屁股似乎在与一个无形的物体摩擦。我的眼睛很难从她的身体上收回，但事关能否成为大和尚徒弟这样一件大事，我不得不做出牺牲。在一瞬间，我想：如果她要带我远走高飞，就像野骡子姑姑当年带着我父亲远走高飞那样，我能拒绝吗？
母亲吩咐我把手扶拖拉机的车厢后挡板关好，她自己去墙角上拖过来两筐牛羊骨头。她一手抓住筐沿一手把住筐底，一挺腰杆，就把筐里的骨头倒入车厢。这些骨头是我们收来的废品，不是我们吃肉啃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吃出这样多的骨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那我就一点牢骚也没有了，那我就根本不去怀念我的父亲了，那我就会立场坚定地站在母亲的阵线上，与她一起声讨父亲和野骡子的罪行。有好几次我曾经想从几根看起来还新鲜的牛腿骨里砸出点骨髓解解馋，但结果都是失望，卖骨头的人早就把骨髓吸干净了。装完了骨头，母亲让我帮她往车厢里装废铁。说是废铁，其实都是些完好无缺的机器零件。有柴油机上的飞轮、建筑脚手架上的接头、城市下水道的井盖子，般般样样，应有尽有。有一次我们还收到了一门日本造的迫击炮，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用骡子驮来的。起初我们没有经验，既然是当废铁收来的，就当废铁卖掉，我们赚的就是那一分一厘的差价。但我们很快就学精了。我们把收到的机器零件分门别类，进城去卖给各种各样的公司。建筑零件卖给建筑公司。井盖子卖给下水道公司。机器零件卖给五金交电公司。那门迫击炮找不到合适的公司卖，暂时放在家里珍藏着。即便找到合适的公司我也坚决不同意卖掉。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黩武好战，对武器爱得痴迷。父亲的私奔，使我在同龄男孩面前抬不起头来，但自从有了这门迫击炮，我就挺起了腰杆子，比有爹的孩子还神气。我曾经听到两个在村子里一贯地横行霸道的男孩子悄悄地议论，说今后可不敢随便欺负罗小通了，他家买了一门迫击炮，谁要得罪了他，他就会架起炮瞄准谁的家，轰的一声，就把谁的家炸平了。听了他们的悄悄话，我得意洋洋，心花怒放。我们把不是废铁的废铁卖给各种专门公司，价钱尽管比同类产品低得多，但比真正的废铁价格高多了，这也是我们能在五年内盖起大瓦房的重要原因。装完废铁，母亲从厢房里拖出了一堆废纸盒子，拆开展在地上，然后她就让我从压水井里往外压水。这是我经常的工作，我知道早晨的生铁井把子温度特低，能把人手上的皮沾去。我戴了一副僵硬的劳保猪皮手套保护自己的手。这副手套也是我们当破烂收来的。我们家的大部分东西，从炕上的海绵枕芯到锅里的铲子，都是收来的破烂。有的破烂其实是根本没用过的，我头上戴着的羊剪绒棉帽子就是从来没戴过的，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军用品，散发着一股子刺鼻的樟脑味儿，帽里一个红方框标着出厂的时间：1968年11月。那时候我爹还是个尿炕的男孩子，我娘还是个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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