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除了营造开元初期相对清明的政治生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当然也不能说是解决，因为这个矛盾是农耕政权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他们的任期内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奠定了一个国力复兴的基础。
姚元崇与宋璟接连罢相后，大唐的政局中虽然仍然不乏名相，但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上，力度远不如这两人大，甚至宋璟之所以被罢相，也在于对权贵阶级的利益触犯激发了众怒。
后继的宰相们，虽然也都不乏亮眼表现，但都没有超越姚、宋两人的社稷大计。
宇文融、裴耀卿等搂钱小能手一个个上台，甚至就连奸相李林甫都创设了长行旨这种节约行政开支、且多为后世效法的良策，但对国力的提升已经远远比不上姚宋二人。
而在安史之乱后，一代能臣刘晏的财政改革虽然卓有成效，但其重点在于区域资源的整合与调度，在物流方面加大力度。
至于唐德宗年间所推行的两税法，虽然是税法改革的里程碑式进步，但也意味着原本的统治技术已经不足维持，朝廷不得不在承认现有社会资源分配的前提下开拓财源，而且已经丧失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能力。
土、客矛盾，有一个核心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这种**，不可轻用，因为关键一点在于，你的屁股坐在哪里。
李潼内心里，当然是愿意跟人民群众们站在一起，否则他对长安城中这些权贵们便不会是如此凶恶态度。可问题是，人民群众未必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或者说眼下的人民群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迎接这一变故。
最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长安城中闹乱月余，这些乱民们甚至连权贵聚居的朱雀大街东部坊区都攻不下来，唯一攻破的一次还是长安城那十几家勋贵开门揖盗、准备祸水西引。
思想和组织建设都搞不上来，李潼也很无奈啊。
他现在还没达到举世无敌的高度，同样也需要继续吸纳与积攒力量，否则单凭他一个人想要进行这种程度的社会改革，绝对会被反击力冲的渣都不剩，那些民众们眼下还不具备保护和支持他的力量。
所以当宋璟提出要在乱民中招募一部分才力，李潼尽管觉得有些不妥，但还是点头同意了。想要让人民们获得支持和保护他的力量，前期的扶植和投入少不了。万事开头难，总要走出第一步。
宋璟与姚元崇分别进言，所论述都是一个问题，但态度却有些针锋相对。倒也谈不上完全相左，只不过宋璟相对要更加激进一些，他是站在客民一方考虑问题。
至于姚元崇，则就相对考虑土民更多，略显保守，希望能够在维持旧有秩序的情况下，对土民稍作倾斜，而对客民稍作打压。
这两种态度，谈不上谁优谁劣，也不是路线之争，无非轻重有别。但是讲到更合时宜，无疑是姚元崇。毕竟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成熟度，包括在阵营中的成长度，姚元崇都要高于宋璟。
宋璟眼下所考虑的还仅仅只是解决土客问题，但是姚元崇所考虑的范围要更广，要让长安尽快恢复秩序、重新激发活力，要保证雍王殿下能够更进一步的影响和控制边疆的武力团体，乃至于未来回归神都，这都需要保证关中长期稳定拥有造血能力。
想要让关中尽快恢复平稳的发展，对于旧有秩序就不能破坏太多。
讲到这个问题，姚元崇一脸正色道：“关中虽有四拥之险，但已经不复天府之实。西、北俱为心腹之患，东出或有鼎器之争，此为暂守之境，绝非久拥之乡，于此耗力太深，则必得不偿失！”
李潼闻言后又是一阵默然，他倒并不奇怪姚元崇已经看破他的小心思，毕竟秃头上的虱子，爬的再快也是那样鲜明。
“土民、客民，俱为王民。如今互攻成仇，但客民终究势弱，我若不活之，则其众未必能活。所以眼下所求，便是能让这两者各有所得，各有安慰。”
李潼内心里，当然也更加认可姚元崇，土民无论赋税还是兵源，都是较之客民更稳定的群体。
但他既然支持了宋璟，当然不会朝令夕改，想了想之后，他又对姚元崇说道：“堂中谈论，总是言虚，不如同出巡营，暂观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