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问题──为什么表针会指到一点一刻？我发现有两种解释。或者说，这是凶手制造的现场，目的是为了证明其作案时不在场，后来，由于听到外面人来人往，他想逃离这个现场时已经来不及了；或者说──等一下──我有了个新的想法──”
在鲍克先生冥思苦想时，波洛和大夫都恭敬地等候着他的最新发现。
“想出来了，”他终于开了口，“拨表针的不是穿列车员制服的人！而是我们叫做第二凶手──左撇子──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穿鲜红色睡衣的女人！她去的迟，为了不引起怀疑，就拨了表针。”
“妙极了！”康斯坦丁大夫说，“你真会想象。”
“实际上，”波波说，“她是在黑暗中戳中的，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可是，不知怎么地推测，在他睡衣口袋里有一块表，就把它掏出来，盲目拨针，并且把它敲瘪。”
鲍克先生冷冷地看着他。
“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他问道。
“此刻──还没有。”波洛答道。
“反正，”他接着说，“我认为，你们两位都没发现那块表的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第六个问题要回答的吗？”大夫问道，“对于这个问题──谋杀是发生在一点一刻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同意，”鲍克先生说，“下一个问题是──比一点一刻早吗？我说，是的。大夫，你也这样想，是吗？”
大夫点点头。
“是的。但是，‘比一点一刻迟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同意你的推论，鲍克先生，而且，我想，波洛先生也会同意的，尽管他不想承认。第一个凶手在一点一刻之前作的案，第二个凶手则在一点一刻以后行刺的。至于左撇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弄清楚旅客中，谁是左撇子？”
“我还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波洛说，“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要每个旅客都签名，或留下地址。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有的人用右手做某些事，而用左手做另一些事。有的人用右手写字，可有左手打高尔夫球。但是，可能会有些帮助。除了拒绝写字的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所有的旅客都是用右手写的。”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不可能的。”鲍克先生说。
“我怀疑，凭她的力气，能戳那左撇子的一刀吗？”
康斯坦丁大夫疑惑地说，“那一刀要用相当大的力气。”
“比一个女人的力气大吗？”
“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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