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后，孝文帝才真正做了皇帝。他亲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却完成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汉化、改革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的历史任务。可以这样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虽然文明冯太后生前“威福兼作，严明猜忍”，有过棒罚孝文帝的举动，甚至一度曾想废黜这位孙皇帝，但孝文帝至孝天性，“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汉族大儒们往往假装在父母墓前作庐守墓，常常出现偷偷与妾侍生子的丑闻。孝文帝鲜卑君主，自小受着无比正统的儒家教育，孝行严谨，真正做到了德行如一。在他短短的九年执政期间，多次到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谒，思念祖母的抚养慈恩，着实令人感动。反观前后汉族政权，母后临朝后，一俟幼君长成，坐稳帝座，总是逐渐显示出对“牝鸡司晨”的愤慨、怨毒之念，在太后死后一般都是宣泄无遗，不念一丝嫡母护育之恩。
长图远略迁都洛阳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史书上所讲的原因太过简单：“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寥寥数语，给人以孝文帝迁都好像只是因为平城气候所致。其实大谬！从道武帝拓跋硅以平城为都城，就不断四处迁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计口授田，采取汉人制度，从事农业生产。六镇兵民之粮，率多取于平城供应。后来，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明元帝时期，每逢欠收荒年，北魏大臣们最重要的朝议就是商量是否迁都。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用牲畜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极其高昂。而洛阳处于北魏王朝的相对中心地带，可以“通运四方”，加之平原地区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蛮族柔然。道武帝、太武帝时代，胡血勃勃，战士凶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轻易窥视。随着北魏日益南扩，王朝的军事实力和将士素质却不升反降，打南朝没问题，对付凶悍又多良马的北方柔然仍有吃力之感。平城邻塞，稍不留神，柔然铁骑就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平城包围起来，国都如果有了闪失，北魏王朝就有可能会轰然中坍。明朝之亡，其实就是亡于定都北京，使得满洲铁骑入关后可以飞速而至扑杀。明成祖朱棣雄豪，当时的明朝军将都是和蒙古人打过仗并取胜过的爷们，无论体力和心理都有优胜感，因此在北京定都可以安然无恙。明朝末期，即使用克隆技术制造一个百分百保真的明成祖重为皇帝，军非昔日军，将非昔日将，战士们更是体格孱弱，安于享乐，清兵打来照样玩完。因此，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不仅可以避开北来柔然的危险，又可以借机南扩，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混一南北，成为中华正统帝王。
当然，当时迁都的选择，有洛阳和邺城两处地点。洛阳位于黄河南岸，邺城处于黄河北岸。文成帝时代，大臣们的迁都之址多倾向于邺城。因为冀、定二州的粮食、布帛是北魏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一直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孝文帝以华夏正朔自居，自然要定都传统的京都洛阳。邺城之地，曹操曾据之遥控汉朝，羯族石勒和前燕慕容氏也曾经营过，总让人感觉定位不正。因此，孝文帝的洛阳之选，实可谓是费尽心思。
孝文帝决计迁洛，又恐群臣不从，便以讨伐南朝齐国为由，派人当朝卜卦。太常卿呈上卦象——“遇革”。
孝文帝作欣然状，“汤武革命，应于天而顺于人！”“群臣莫敢言”，大家不知这位锐气正盛的帝王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都不敢接茬儿。
孝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出班，谨慎而又坚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南伐不合时宜。
散朝后，孝文帝把拓跋澄唤入内宫，对叔父讲出实言，“当时就卦论卦，我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朕声色俱厉，以威吓文武群臣。我大魏兴自北方，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为文治之都。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以南伐为名迁都中原，卿以为何如？”
皇帝讲出实话，任城王拓跋澄也只能附和：“陛下欲依凭中原以经略四海，正是周、汉兴隆的气象啊！”
孝文帝不放心，又问：“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犹疑，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