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朝露他们在湖区里活动了四天，说是调查，其实就是听，就是看，听村民们诉苦，发牢骚，甚至骂爹骂娘骂干部，看村民们在哪打井，打了多少井。按说打井这么简单的事，不用费事就能弄清楚。每年每个村打几眼，哪个位置打，投入多少，水量有多大，村里镇上都应该有明白账。可是没有。邓朝露们在湖区察看四天，仍是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井。先是说没打，一口也没，后来又说是打了，都是干井、死井，不见水，白扔钱。甭看南、北二湖两边的村民为争水打架，为一碗水骂娘，真到了要对付外人的时候，心马上合到一起。那个叫王瓷人的居然直言不讳说，这事得牛支书说了算，别人说都不算。一次次去问牛得旺，要么咧着嘴呵呵笑，要么皱起眉头诉苦。“哪有嘛，哪打嘛，你看看这沙窝，哪能打得出井嘛？打井不是白往里扔钱嘛，所以说县上的政策是对头的，不能往里白扔钱。”
井确实是打了，这是藏不住的事实，邓朝露们看到过几眼今年新打的，但这是井吗？邓朝露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大约六岁时吧，她的家乡龙凤峡也打过机井，谷水地区的技术员带着下游沙湖还有谷川县的农民来打。那井打不到五米，水就往外冒了。不是冒，是喷。一年里龙凤峡一字儿排开上百眼机井，清冽冽的井水让峡里充斥着凉气，夏天都不敢露胳膊。龙水河因了这些井，终年叫唤不停。现在倒好，往下打到百米，甚至二百米，仍然不见水。最深的一眼已经到三百米了，但抽出来的水也只有手腕粗。南湖这边稍微好些，支书牛得旺知道哪是水路，哪不是水路。沙漠里活了大半辈子，沙漠的脾气他最知道。他在上游把有水的地方都打了井，用水泥箍起来，一滴都不让下流，而把根本不可能打出水的地方留给了北湖移民。
邓朝露好不茫然，数字搞清搞不清都没有实质性关系，反正很多数字从来都没真实过。不只是村民们不让他们往清楚里搞，县乡两级干部包括县长孔祥云，也一个劲地打马虎眼。县长孔祥云一见他们较真，马上端起酒杯说：“我罚酒，我喝一杯所长你给我减一眼，直到喝不成为止，这总行吧？”他还真喝，连着往肚子里灌了十好几杯，灌得章岩坐不住了。章岩边上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也如法炮制，拿酒恐吓他们，直到章岩答应，数字就按市、县定的办，酒桌上的气氛这才松弛。这样弄去的数字，究竟有何用？但副所长章岩看上去很开心，不止一次说，搞科研就得跟下面打成一片，没有下面的支持，啥事都做不成。
晚上孔县长请省、市、县三级科研人员去唱歌，邓朝露借故不舒服，没去，独自坐在宾馆后面的沙枣林里，沙枣的花香已到了尾声，但还是浓得化不开，她就在馥郁的花香里想着自己的心事。
邓朝露是那种眼睛贼尖嘴却很迟钝的人，什么事到她眼里，真假虚实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但不说，喜欢在心里纠结，疙瘩一样堵着。她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越来越充满困惑，真的有前景吗？当人对科研虔诚的时候，科研会回报给人类什么？人对科研无所顾忌的时候，科研又会带给人类什么？这是个大命题，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她就开始思考，到现在也没有答案。如果科研没有了求真精神，从事它还有什么意义？
邓朝露想起了所里两位所长，秦继舟固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堪称楷模。可为人太过固执，有时较真较到愚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显出教条来。副所长章岩又太过活泛，八面玲珑，感觉不像做科研，倒像是在生意场上穿梭。尤其这次下来，章岩更是把科学精神抛到一边，完全像个政客。
几天的调研让邓朝露明白一件事，县里的意思很清楚，策略也很讲究，就是逼着让上游谷川区（以前的谷川县）还有更上游的毛藏县开闸放水，他们故意制造出水荒，甚至跟龙山那边合演双簧戏也说不定。要不然，王瓷人他们的户口怎么还不落实，市里是有明确规定的，人一下山，户口就到沙湖这边。这样做分明就是让村民们荒，让村民们闹，一闹一荒，上边就得想招。
打去年开始，学术界还有民间就有一种说法，说是上游修了不少水库，截断了水流，才导致下游水位不断下降，甚至干涸。而地下水位的抬高确实也跟这些水库有关，这点在秦继舟的几篇论文里反复强调过，作为科研人员，邓朝露也承认这是事实。但上游水量也在减少，这是其一。其二，上游更是认为，是下游沙湖县恣意打井过度开采将整个流域的水榨干了。上下游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矛盾层层升级，弄得市里没办法协调。上下游的矛盾，一时成了这条河目前最为突出的矛盾。研究所的科研报告，便成了供领导决策的依据，所以孔县长看得分外重。
邓朝露却认为，这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腿痛了骂胳膊的乱号脉之嫌。随着流域内各种矛盾的升级，地方政府也越来越拿科研机构当挡箭牌，实在踢不开的皮球，就一脚踢到科研机构这里。反正是科研机构说了，问题不在我这儿。如此一推，便将责任推个干净。
邓朝露正悲哀着，手机响了，一看是母亲邓家英打来的，邓朝露的心一跳，马上接起。邓家英问她在哪，邓朝露说在沙湖，邓家英就怪罪开了，说下来也不跟妈吭一声，她想女儿想得心疼呢。又问现在是不是心里没了妈？邓朝露娇嗔一声说：“哪啊，才不会呢，人家不是忙嘛。”邓家英说：“忙，忙，忙，我闺女现在是大忙人，妈理解。”又道，“还在生妈气啊？”这话问的，邓朝露一下没了声。母亲说的生气，还是跟她的婚姻大事有关。快三十岁的闺女还待字闺中，邓朝露自己不急，母亲急得眼里要出血。这些年不停地给她介绍对象。上次回家，母亲又带来一位，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说是市委书记吴天亮的新秘书。一听吴天亮三个字，邓朝露就翻了脸。她跟母亲明着说，这辈子就算嫁不出去，也不会跑到吴天亮那儿去淘男人。邓家英急了，骂她：“怎么说话呢，你吴叔叔哪点不好了，他操心你的事比操心他家孩子还多。”不说这句还好，一说，邓朝露的胡话乱话全出来了。
“是啊，他比我爸还操心我，不过我谢谢他了，我的事还真用不着他这个大书记操心。”邓朝露对吴天亮是有意见的，她承认，吴天亮对她很关心，对母亲也很关心。但是不知怎么，一看到吴天亮的影子或是听到吴天亮这个名字，她就本能地生出一种冲动，像要保护母亲一样。这也怪不得她，自小跟母亲相依为命，邓朝露像男孩子一样过早地担负起许多东西，尤其那些跟母亲走得近的男人，更成了她心中防范的对象。在母亲来往密切的几个男人中，邓朝露独独对路波没有防范，路波到她家，她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恨不得让路伯伯长久住在她家不走。她跟路波有一种奇怪的亲近感，自小就有，仿佛与生俱来似的。随着年龄增长，这份亲近感也一天天加重。这种没来由的感觉常常困扰着她，又让她觉得那样甜蜜那样兴奋。小时候她就常常往路波那儿跑，母亲工作忙顾不了她，把她往路波那一扔，她一点都不觉委屈。但是吴天亮就不同，小时候邓朝露也到过吴天亮家，去了就浑身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没有苗雨兰和吴若涵还好一点，这对母女要是在，那她可就下地狱了。等长大，她就再也不到吴天亮家去，也不欢迎吴天亮到她家来。母亲有时提到这个人，邓朝露勉强应付几句，有时候索性装听不见。但那天她发了脾气，吴天亮干吗老把秘书什么的介绍给她，难道她真嫁不出去？
“小露！”邓家英叫了一声，忽然又噤声。母女俩那次再没说话，直到邓朝露回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