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三年元月至七月,两淮路一百多名州县主官和幕职官员先后被下狱，重者判死刑、流配,轻者革职永不述用；除了官员外,一大批胥吏——两淮二十个州竟然养了五万余胥吏，赵构闻之骇然——涉案论罪后，四万名胥吏被判罪革职。
《西湖时报》对此评论：“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风暴，困扰大宋两百多年的吏治毒瘤终于在两淮路被切除……国朝之吏治新风，由此而起……”
就在两淮路吏治风暴收尾之时,西川治平推事的选举也从成都府的辖县推到了其他州——除了西南僚的居住地外，凡汉民州县均进行了选举。
之前，范祈等十二推事在选举上提出了种种防弊策略，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有些结果是阻止不了的，譬如，选出来的推事多数是“有钱推事”。当然，即使如范祈这般修身自律的名士，反对的也并非有钱者居位，而是“非读书人”居位。不识诗书礼仪者，无德也，此乃文人士大夫之共识。范祈、李庭等推事所忧虑的也正是此点。
卫希颜在给名可秀的信中写道：“选出来的推事大抵可分为四个阶层：一是有田的豪户，可称为地主；二是有钱的商户；三是地方名士；四是退职赋闲在家的官绅。因商户致富后多半广置田产，又与豪户同被文人士大夫排在读书人之外，是以有田豪户和有钱商户可统归为地富阶层，而地方名士和退职官员则可归到士绅阶层。如果官员是大宋的上层，那么治平推事的‘地富士绅’就代表了大宋的中层……
“与社会的上层相比，中层更希望改变；与最普通的下层百姓相比，中层又多了改变的勇气……这个群体的出现，会给大宋带来甚么呢？或许，这只还很弱小的细手将推动地方士绅对县级、州级官府政务的监督与参预——当然，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唔，在地富士绅这两大阶层之外，县一级的推事还出现了一个人数极少的阶层——仅八人。这八人都是乡里的族长，被选出可说正常，亦可说意外。乡里的选举大同小异，租田种的客户一般选主家，而有田的农户会选本家德高望重的族长，如果遇上主户比客户多的村子，且持选胥吏不被贿赂作弊的话，族长就会胜出。
“这些族长的家境在乡里自然算好的，但也够不上‘富有田产’，至多为中上等农户，代表了种田阶层的利益。虽然只有八人，似乎无甚作用，但毕竟是一个意外的开端哩……推事会将是一扇开启外界的窗，即便他们在屋子里仅是充当举手的人偶，然透过窗子却终究能看到些外面的世界，那是与乡野完全不同的天地……所闻所见将记入他们的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并因了他们在本乡的威望而洐射到乡邻族群……这让我想起一首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哈，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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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入夏七月的天，一声炸雷，石破天惊般的在高空轰响。紧接着，又是几声炸雷，如在耳边劈响般嚇人。正盼着炎夏天降雨的人们也不由被这轰雷惊得心弦颤了两抖，还没缓过神来，几滴铜钱般的雨点便落了下来。不一会儿，就成了倾盆大雨。轰雷阵阵，惊电长闪。
西川吏治风暴就在卫希颜“啪”声铿然盖上官印后，伴着雷鸣电闪呼啸了出去。一辆辆马车在一队队府兵的护送下，出了府城四门，驰向各州县。
马车中坐着赴任的法司官，也坐着待审的犯官。正月的公审后，路级四司衙门和成都府衙被清治，紧接着，十二州五十八县的州县主官就被“请”到府城“述职”——转运使、安抚使、提刑使、等的供状足以拉下西川的一大片官员，清算下来，也唯得两个中县和七个下县的县令身家清白，州官中竟没一个拎得清的。于是，“述职后”涉案的州县主官即被拘入了原安抚司的临时大牢，等法司官和治平推事推举出来后，即押回原地堂审。
州县堂审前，衙门先贴出了放告牌，立时便惊动了几乎全城的百姓。
之前，治平推事的选举就已在这些州县搅起了一阵风，城里乡里的百姓都带着懵懂投了票，只当耍场热闹看回稀奇，没几个小门小户的百姓将这劳什子选举当成回事。孰料竟真的开审了！审的还是县令（太守）！
不识字的百姓听衙役念放告，说甚么法司官升堂，但县官有罪没罪不是法官判，而是由之前选出来的治平推事判决。一些投过票的百姓初时面色惊中带喜，听到后来，脸色便难看了，回头就悔得捶胸顿足。“龟儿子跟狗官是一窝，定罪个屁……”
看了放告牌的城里人回头又告诉没看过的亲戚好友邻居，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等放告牌下到乡里时，十里八乡的村民也都已听闻了风声，很快乡里百姓也都知了个遍。很多违心选举的村民都暗地里悔骂，却又说“这堂审怕也作不得真，还不是官官相护，有钱人帮着有钱人……”
不论士庶百姓信或是不信，对县令（太守）的堂审轰动了城里乡下，比之前的推事选举来得更轰动。城里人谈论，乡下人关心，没有个不动心的。
到了堂审那天，城里士庶几乎倾城出动，造成万人空巷；乡里也有许多胆子大的百姓走了远路赶到城里，要看看这稀罕事作不作得真。
时值七月流火天，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头顶灼日晒得地上焦烫滚烫。几千百姓站在衙门公堂外的红杈子后，挤过来涌过去，被推搡的、踩到脚的扯嗓子吆骂，又热又挤，内衫很快被汗水湿透，却没有人愿意离开。有人不甘心放过这十年难得一见的稀罕，更多的百姓心里愤郁不平，暗中祈祷着老天开眼，今天收了那狗官。
便听“咚咚咚”三声鼓响后开堂。公堂上威严的法司大官展卷诵念，百姓闹懂了有个规则叫“回避”。“……兹x推事与嫌犯有涉案关联，按‘推事回避’规制不参预本次堂审，另选推事xx出审……”很多揪着眉的城里乡下百姓不由长吐了口气，这个回避回得好！
然而，这个回避规则也并非万无一失，总有几只漏网的鱼儿钻了出去，然也无伤大局。事实上，堂审的过程在多数州县并不复杂——这些主犯在府城押入大牢之前就已签押了罪状，押回原地审判只是走个过场。按卫希颜的话来讲，就是给雏鸟的法司官和新出炉的治平推事拿来练手、练胆的；同时，也用这样的公审形式在士庶百姓中刮起阵风——走这个过场是必要的。
卫希颜给名可秀写道：“……这些从州学选拔.出来的官府法司官和从民间选出来的地富士绅推事相比起来，推事们阅历丰富更狡智，而嫩鸟的法司官却代表着官府的威压，这样的审判团组合，达成了某种力量平衡。一方面，治平推事尚未练出胆子无视法司官的判决倾向；另一方面，法司官的青涩也让他们还没有官员的那种高高在上。这种局面，避免了独裁的出现，对新生的推事陪审制显然是有利的。
“当然，法司官的‘官威’会随着做官的时日而渐长，然而，民间的推事也会在陪审中锻炼出挑战官威的胆量，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渴望’。况且，他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中层力量在支持。一旦他们对官威有了抵御力，可以想见，治平推事将在审判中越来越体现出他们真正的力量。”
写到这里，她十分愉快地落笔，“另外，由于审判的回避制度，一些和嫌犯有亲属关系或牵连的治平推事不能参审，这造成一批备选推事的出现；一些县因牵连的地富实在太多，造成备选推事出现了一些‘中富庶民’……相对于那些富裕的大地主大商家来讲，他们是中等的有钱人，我将之定义为‘中产阶级’……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富裕的城市，诸如成都、绵州、杭都、江宁、苏扬、广州……有很多……这是一股被士大夫忽视却不应被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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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雷声轰轰不止，到月底时，西川路的“公审风暴”从官员阶层刮到了胥吏群体。
卫希颜对胥吏群体的治罪提出了一个宽贷政策：凡具出本职司可用的办事规程、贪腐舞弊的要点，并提出防范措施的，量刑时可酌情减一等半等。这个政策已有先例，最初是用在徽州的胥吏断刑上，之后又适用于两淮路。
这个法外施恩的政策是由名可秀定出，恰是针对地方处政的胥吏欺官之弊。
大宋州县的具体政务通常把持在吏员手中，这同公文制度有关。州县与上级的往来，上级对州县的监督，主要通过公文进行，而公文的拟制和收发处理都在吏员。并且，处政不可离的钱粮档案，也为吏员把持。例如，有些州县的官方钱粮册仅仅登记了户名，根本不能作为征收的依据，而实际征收税赋所需的户贯情况，是记录在吏员的秘册中，这种秘册不属于公文，连州县长官都看不到。以致地方处政时，常常吏大欺官。
为何会如此？因按大宋体制，官员必须易地任职，人生地不熟，加上朝廷取官历来重文采、不习民事，所以政务必须依赖于吏。又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吏员祖辈居于本土，熟悉当地情形，且耳目灵通，关系熟络，又老于世故，州县长官想不依靠都不行。一方面，要信赖吏员的经验处政，同时，却又要防范吏员的贪赃舞弊。
但吏员贪赃之花样百出，非精明者能体察。如借报销索贿、借司法勒索当事人、征税中掉包、税票重号（编号重复，重复的号码就可私吞）、大头小票（存根票据和发出票据数字不一）、催比中的贿赂……并且，奸吏为了贪赃方便，往往形成一个运作网，牢不可破。以县衙为例，操持公文的书吏不仅包办行政事项，通常还与县城的各粮行、保歇（保人兼客货栈主）勾结，用他们作中介，甚至让自己的父兄家人当保歇开店铺——所有要到衙门打官司、交赋税、办理事务的百姓，一般都要通过这些保歇。通过他们的就一路通行，不通过他们的就处处刁难。
这样的贪赃运作，必得地方长官洞若烛火，方能控制得住，但徒具文采却不习民事的长官又有几个能驾驭？清廉的官员唯得独善其身，却无力整治这样的地方腐吏之害；而更多的官员本身就不正，这下一拍即合，官吏齐齐**，这地方衙门焉有不黑的？
名可秀道：“大宋官场的**，一是官员的**，二是胥吏的**；澄清吏治，首要“清”官，重点“清”吏，缺一则功败矣！”她定出的“法外施恩”正是针对腐吏之弊，在紧绷的法网中留出一条缝，逼出这些把持在吏员手中的“秘诀”“秘册”之类。如此，之后新上任的地方长官将通过这些规程尽快掌握衙门处政关要，暸解奸吏贪赃的手段，防范“吏大欺官”。
卫希颜在临时的制置使公署传见布政司的三位主官，道：“经公审团这番吏治整饬，多数州县的官员必将清之一空，我看了你们递上来的从府学、州学、民间张榜招募选拔的新官名单，我和北廷雷相君均无异议。然有一点，诸君需得谨记：选官不仅要重德，也要重视民政能力——不习民事者，必为奸吏所欺……”
公案下布政使赵开、南朝布政副使李光、北朝布政副使胡松年三人均正身谨坐，听到这里，皆点头称是。
“所以，这些地方官要和法司官一样，给一年的代职期，以习民事。期满考核，既考德、亦考绩，还要考具体政务，能者留任，劣者淘汰。这要成为一条体例：‘无民政经验的新上任州守、通判、县令、县丞，皆须一年代职’布政司将此写入西川官员的选拔制度中。”
三人同声应承：“诺！”
卫希颜敲了敲公案上的一叠文牍，道：“这几天我看了法司呈上的书吏贪赃札子，真可谓花样百出，让人叹为观止。”她随手挑了三份札子，真气暗托下冉冉飘到赵开、李光、胡松年膝上。在三人翻阅时，她问：“以三位看来，群吏何以会贪赃不法？”
李光放下札子，抬首道：“小吏多品行不高、良莠不齐，不修德修身，行必不正。”
赵开和胡松年均点头，胥吏品行不高是士大夫的共识。卫希颜也点了头，却又笑问：“除此外，可还有他因？”
胡松年拱手严肃道：“地方长官惩治不力，刑法不峻，奸吏无以震慑，自是贪赃不畏。”
“这亦为一条。可还有？”她眸子看向赵开。
布政使沉思片刻，略有踌躇后道：“吏员薪俸不高，为利益故，多贪赃以养家。”
李光哼道：“君子者持身而正，焉可为利而趋？”
卫希颜淡笑，“熟读圣贤经典的官员尚持身不正，况乎小吏？这世上，真正如孟子言能‘贫贱不移’的君子者有几个？官员中君子少，小吏中更是如此，是以要有法。但长官身不正，有法亦如无法，所以要设独立的法司来监察，又需得防范法司腐化，所以要有民间的治平推事来监督。事越明于公，黑暗便越少。”
李光、胡松年虽然对民间推事陪审仍有看法，却也承认卫国师所言有几分道理，所谓“事不明则晦”，而“兼听则明”，国师所为当出于此理吧？
“但有了法司、治平推事，也不能防范吏员贪赃就此绝迹。所谓治病要去根，这防治腐吏贪赃嘛，当然也要从根子上着手。”
三人不由露出倾听的神色。
卫希颜道：“方才赵使君说到了一点，吏员的薪俸太低，这显然是实情。圣人道：为官而不求食者，鲜矣。何况吏人？是以到衙门为吏者，自然是为了养家糊口。李副使又提到吏员良莠不齐，这亦为实情。吏员薪俸既少，地位又低，不能吸引到考进州府学的读书人加入，这素质么自然差了几筹。”
三人面色均一动，便听国师道：“提高胥吏的薪俸，吸引读书人的加入，既解决了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可以提高胥吏的素质，此为一举两得的好事。诸君以为如何？”
李光颔首，“此确为良策，不过……财赋上怕是不能支持。”
卫希颜道：“此事若是朝廷，在各路各州齐行定有财政上的困难，然仅西川一地，以西川财赋而为，应有余力。赵使君以为然否？”
曾为转运司判官，深悉西川财力的赵开点头，“若谨慎计略，应属可为。”
“此事我已和北廷雷相君议过。便由布政司和转运司共商，提出可行章程。兹事体大，且赵使君谙熟财务，便由你为首负责此事。”
赵开应喏：“谨承尊命。”
“仅仅这样还不够。”卫希颜又道，“在晋升体制上，我们必须允许更多的吏员能晋升到有品阶的官员，德能优异的能做到县丞、县令、通判、州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