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重战？
殿内寂了一寂。
君臣都怀疑耳朵出了错。
无数质疑的目光看向大殿前方那袭绛紫服色。
张九成便要出口驳斥,却被曾几一道眼神止住：且听她如何说。
“诸位同僚通达儒经,论经义精深非某及也。”卫希颜出口就自贬一句。
这句话听过来也很正常,她出身道门，道家未经都精通儒家，正如儒家不一定精通道家——当然，绝大多数宋儒都是通读老庄二经的。
一些朝官听了卫希颜这句话后眼神就变得有些古怪：这话听着耳熟啊。
便听卫希颜清越的声音道：“某研习兵法,倒是有些心得。学兵法，最紧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既不能脱离当时兵家所处的天下大局、国家情势、战争环境,也不能脱离学兵法者所处的天下时局、国家背景、战争环境。只见经是经,理论脱离实际,是打不好仗的。不是兵家的书写得不好,而是学者没有领会兵家著书的真义。——学习儒家经义，想来也是如此。”
以今儒释儒，本就是历代儒家的做法，宋儒亦是如此，否则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学派。
但也不能就此认同卫希颜了，谁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设陷阱呢？胡寅便道：“夫子之学博大精深，后儒多有谬解，故习夫子之学，须追本溯源，方能得夫子真义，更不可妄以时势，谬解夫子，篡改其学。”
“然也，正是要追本溯源。”卫希颜点头道。
“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周王室倾颓，诸侯并起，争战频繁。孔子出生的诸侯国是鲁国。鲁国弱小，只有尊崇周室，才能平安，因此孔子不喜战争，多说礼，要‘尊王’。而自周室东迁后，诸侯之民困于残暴刑杀历二百余年，故孔子多说仁，多说礼仪，多说去杀，不用刑罚战争。无论周王室还是鲁国，都没法用武力使天下诸侯臣服，故而，孔子多言说教，少言征战。
“但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思也全乎，如易之阴阳，不可只重一面。孔子也知道，仁单靠说教是没用的，于是又写威，又写讨，又写攘，只是着墨不多。盖因孔子所在鲁国势弱之故，而其学说也未为诸侯强国接纳。若孔子有管仲之遇，相齐桓公，或春秋已仁战统矣。学儒若只知经义，而不明圣人立儒之思想，难道就是读懂孔子的真义了？”
“谬论！这是谬解夫子！”张九成斥道。
卫希颜一哂，道：“儒家治学，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怎么齐？只靠仁，靠说教行不行？要不要立家法？要不要有惩罚？国怎么治？只靠文治行不行？要不要武治？天下怎么平？只靠说教行不行？”
她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适应也。生存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天下也不会一成不变。唯有适应者，才能生存，为人，则为人上之人，为国，则强于诸国。春秋鲁国弱小，故孔子多说礼。如今，大宋强盛，国家太平，非为春秋之鲁国，有实力在天下推行仁治。儒家何以讲中庸？因执两端皆非道，只讲仁不讲战，就是执了左端，只讲战不讲仁，就是执了右端，皆非孔子立儒之真义。”
孔子不迂腐，当真靠讲礼法道德，就能讲出一个天下大同？只因鲁国弱小，天下战乱，故孔子对兵家反感，重礼而少谈兵道。
卫希颜道：“《论语》云，孔子批评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因为管仲有僭越为臣之礼的行为，故孔子批评他不知礼。
“但，孔子又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惠。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孔子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诸侯会盟，不战而成霸主，这是仁！
而事实上，齐国在九合诸侯前，是经历了许多次战争，才能会盟不战而成霸主。孔子说的“不以兵车”，其实暗含了征战在内：先有战，才有“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但是，从仁出发，又高度赞扬管仲。可见，孔子的‘复礼’，其根本，是为恢复天下秩序——通过理顺天下秩序，使万民受益，这才是‘天下之仁’。故仁在礼之上，礼要服从于仁。显然，孔子是以政治事功作为评价政治家的根本准则，因为春秋为乱世，通过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使百姓生活在一种稳定的治世秩序内，这就是仁。”
卫希颜道：“由此可见，孔子是以仁为本，仁为内圣；如义，如礼，如义战，都是外王。”
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评儒家，后为儒家继承。意谓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其中，内圣是体，外王是用。
“兵家，以戈止戈，就是从儒家的平天下、内圣外王中的‘外王’延展而出。然兵家片面强调兵戈，不以仁为体，以义、礼为节，故失了中之道。”
孔子言“春秋无义战”，批评的是不义之战，而不是一杆子打翻战争。否则，何以有周武伐商纣？
卫希颜先说明，孔子不是不言战，而是因周王室和鲁国弱小，故多用礼、用说教推行仁。然后又以孔子论管仲来阐明孔子并不反对王霸之道，只要对天下之仁有利，而战争也是外王之道，只要以仁为本，以义为节，就符合儒家的中之道了。
其实卫希颜也是在偷换概念，孔子主张义战并不等于重战，还是以礼为重。不过卫希颜的主要目的是说“义战”，将其归为外王之道。
主战派的朝臣们都捋须微笑。
中立派的朝臣心忖：卫国师就算不是精通儒学，也是下力研习过的，或者是背后有人指点？
毕竟，这位的身后有位真正的儒家——尽管儒林中有很多人对一个女子有如此高的儒学水平持怀疑和贬斥态度，但在名可秀为主传注的《论语集注》正式成为官学教本和科考标准后，便无人可以再置疑她在儒学上的地位。
胡寅等人自然也想到卫希颜的论辩必有名可秀的指点，尽管他们可以举出很多经义和例证来反驳夫子是重礼不重战，但是，“义战”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孔子在任鲁国司寇时，鲁国三位大夫僭越为臣之礼，孔子主张兴兵讨伐，即使陷鲁国于内战，也不惜以战维护礼。他们毫不怀疑卫希颜会拿此说事——既然夷狄无礼如禽兽，兴兵讨伐就是维护礼。胡寅等人思考着不能让卫希颜牵着话头走，必须掌握论辩的主动权。
但卫希颜为这场论辩可以说比他们准备得更充分。早在建炎年间出兵柴历亭时，她就知道，对外扩张之路必会遭到儒家的反对和攻击，她必须找到理论支持。但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是说不通的，这是弱肉强食之道，不合儒家的人道思想。但名可秀对儒家仁义礼和中庸的诠释让她豁然开朗——原来儒学是这样的。趁对手还在思索，她已接着说下去。
“对蛮夷，为何要言战？因为蛮夷畏威而不怀德。何也？盖因威者，决其生死，不得不惧，不得不从。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众生各自挣命，弱肉强食——强制弱，弱从强。恰如狼群，最强最凶狠的那只狼为狼王，狼王之下，其余弱者无不听命。
“中国怀柔以远的德治，则会被认为是软弱可欺。因为在自然之中，只有弱者，才会期待与其他种群和平共处。譬如麋鹿会希望与虎豹和平共处，但虎豹绝不会视麋鹿为可以对话的强者——它们只是食物而已。而蛮夷心如禽兽，则视中国亦如禽兽。面对弱者，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欺上门来，打杀抢占，而且不会有半点愧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弱者就应该被强者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