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我当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根本！”老mao说道这里，表情十分严肃。
“这样看，胡适的9600~12000元一个月，绝对可以算是产阶级了！”王凡接口道。
“是啊，在民国，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我这里并不仇视大学教授，他们的许多人品德非常令人敬重，这里仅仅是计算讨论一下民间的收入等级。你知道鲁迅吧？”刘少qi接话道。
“当然，他在后世非常有名！”王凡点头道。
“他虽然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但是教育部门却不曾扣了他每月300银元工资，在现在民国这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并且大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才让后人感叹不已。”刘少qi接着讲道。
“我们还说鲁迅吧，他在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后世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是多少，不到40元大洋。根据你带来的《鲁迅日记》，700多页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他的总收入超过12万多银元，约合你们后世人民币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和生活水准。”周恩来补充道，“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要给这些学家抹黑，只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和底层百姓相差30~50倍，后世是多少，3~5倍是常态吧！”
“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民国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你的主位面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恐怕都要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老mao也插话评论道。
“不过我们后世敢说真话和实话的教授越来越少了，许多所谓的学者就为钱说话，因而有人把专家教授的词语，改成砖石的砖、禽兽的兽！”王凡想到后世的种种报道，感慨了一句。
“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老mao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说道：“如果学者，掌握笔杆子话语权的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那么对于那个社会的百姓是不公的，对于那个政党也是危险的！我们这点要想办法避免！”
“感觉就是人的骨气没有了！”王凡接话道。
“其实王凡，你所说的‘民国范’，之所以在主位面社会引起共鸣，就在于此！民国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从清王朝上溯整个炎黄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忙、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在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充满古典炎黄士人的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再加上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后世的信仰真空，因而‘民国范’才被后世借鉴和回味。”周恩i接着说道。
“不过有一点，经是好经，但也不能偏激念歪了！”刘少qi插话道，“虽然‘民国范’读起来顺溜，提起来诱人，但是过于提倡，非国家之福！”
“恩？为什么？刘伯伯，多有些风骨不好吗？”王凡没想到刘少qi会说出这句话，不明白的问道。
“只要你真正思考谋划一乡、一县、一省、一个国家的发展，你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从而明白这个道理。”刘少qi此时没有笑容，很严肃的说道：“我举个例子，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都是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家，令后世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而主位面建国后肩负起国防、科技、工业这些国家脊梁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
“这有什么不对吗？”王凡不太明白。
“问题大了！”老mao插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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