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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五章 民盟、民主党派与思考建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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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初,此时后世非常有名的民主党派——民盟,还叫做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如果按照主位面历史的正常发展,一直到1944年9月19日,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名称由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改为“炎黄民主同盟”,也就是说要到1944年9月,“民盟”这个词才诞生。

此时的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是由炎黄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炎黄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炎黄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救国会组成的,号称”三党三派”。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在抗战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着实干了几件事:

1941年10月,委托梁漱溟在香港出版《光明报》(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发出自己的声音;

1941年11月,在秃头党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正式由暗转明,走上前台,成为炎黄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中间党派;

1943年9月18日,张澜发表《炎黄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炮轰秃头党提出的“宪政”口号,同时《宪政》、《民宪》、《自由评论》等多期刊、月刊开始出版。

由此,民主政团同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其提出的”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得到炎黄国内,越来越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赞同。

重庆某地,一处较为偏僻的私人住所,民主政团同盟正在这里开会。

“张老,红党已经打过长江,根据红党代表处吴玉章和我们在香港派驻同志传回的消息,现在不但上海、南京已被光复,而且原来的中央苏区,即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也基本被其解放,此时他们的前锋部队应该已经抵达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正在积蓄兵力,准备向福建和广东进军。”民主政团同盟,组织部长章伯钧低声说道。

“哎想不到啊,不到一年的时间,陕西炎黄红党如暴风骤雨一般,席卷了整个炎黄大地。”主席张澜感慨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宣传部长罗隆基问道。

“现在秃头党对我们的监视如何?”张澜没有立刻回答,反而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很严密,应该说越来越严。”出身青年党,主要负责民主政团同盟,平时联络事宜的李璜答道。

“而且现在秃头党对于我们《民宪》、《自由评论》等各出版物的审查和搜查也越来越频繁。甚至有时会直接派人,抢夺烧毁我们的杂志。”负责出版部分业务的周新民答道。

“这是可以想象和肯定的。有些人越是末日当头,就越是疯狂。”张澜跺了跺手里的拐杖,大声的说道。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人身自由的限制。”总书记左舜生此时接话道:“我从吴玉章口里和从报纸电报中汇总的消息来看,最早今年3月,最晚今年下半年,红党就会自行建国。可我们这么多人被困在西南一隅,少数几个人离开问题不大,想全体都走就十分困难了。未来红党建国如果我们无法参与其中,实在是一重大损失。”

“大家先看看这个,这是我能拿到的最新一期炎黄红党《人民日报》,从时间上看,应该是他们半个月前的刊物了。”宣传部长罗隆基小心的从自己的大衣里,取出一张叠的四四方方的报纸,拿给众人观看。

“论中间党派的必要性——民主专政需要时刻有一面镜子来正衣冠。”张澜看到题目很是惊讶。

“我看了看,文章中心思想有几点:第一个,坚持一党专政,这个他们没有丝毫松口与退让;第二个,必须保证民主党派的独立性,民主党派需要给主政党提出有思想、有见地的意见,这是防止绝对权力带来绝对的苦方良剂;第三个,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相对独立性,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民主党派拥有一定的财权、人事任免权和行政权;第四个,民主党派自身,不要为了提意见而提意见,搞扯大旗为私利;第五个,要下基层,不要只会提出问题,而不会解决问题,也就是不要只会坐而论道,要知行合一。”宣传部长罗隆基介绍道。

“扯大旗为私利?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总书记左舜生有些没听明白。

“关于这个,我自己看完后的理解是这样,红党文中的意思是,有少部分文人内心实际是为了自己利益而争,为了‘上位’而争,这利益不仅指钱财还包括名声、权利、门生前途等,并且争着争着就变成完全非黑即白的绝对论,没有考虑社会实际客观存在的灰色地带。文中还提出一个观点,任何党派,无论左派、中间派、右派,其实都深受炎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残余意识文化影响,派内都实际存在着宗派情绪(山头主义)、家长作风、排资论辈、嫉妒心理、官僚色彩等通病,并且民间因为历史原因,存在非常大的‘民怕官’延续惯性,这两个放在一起,使得任何新政权建立时间稍长,政权既得利益者就开始损公肥私,搞特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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