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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北京较半年前已经完全大变样。由于王凡考虑到“黑科技”最好再能隐瞒一段时间，再加上考虑到整体保护北京这一“活”文物，所以主位面消失的北京城墙、牌楼和大屋顶，第一目标位面都尽可能的保留下来，并且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山西那边派过来的专家修复组指导下，有计划有安排的逐步修缮。
这样，北京未来的城市规划就大变样了。王凡为了彻底改变后世主位面的北京，其拥塞、大堵车、所有资源向市中心集中的“大城市病”。特意根据雅迪的建议，在北京老城不远处整体性地建设了北京新城。新城采用立体式交通网络，大量修建地铁和十字路口高架桥，辅以编排有序的楼宇建设，使之成为功能完备的新首都（用地铁公交与老城往来）。北京的原住户，可以按照西北早先制定的标准，以家庭为单位，在新城免费分得一套足够面积的房屋（每月仅需缴纳少量公租金，以维护未来房屋日常养护）。至于从边区政府搬来的各个官员们和军队高层，考虑到山头主义客观存在和炎黄实际文化国情，特意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安排：
第一，正部级官员实施官邸制，按照2012年的炎黄官方统计数据，全国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703名,刨除在各省工作的、各地军队任职的，大约有一半会在北京工作生活，也就是350人左右（含各民主党派、国务院各部委、军队最高层等）。这些人在任上时，统一生活在北京老城已经收回的大小四合院里（从倭寇手里、汉奸手里夺回）。但是全部提前声明，这是“官邸制”，大家在任时可以和家人在这里住，卸任后必须搬离，给继任者腾位子，媒体会进行严厉、有效监督。卸任后的正部级官员，在回到各自分到的，按照稍高标准建立的福利房后，即可从退休生活开始直到其去世，仍然可以享受政府花钱负担的保姆、厨师、司机、警卫等福利措施（费用每年公示），并且延续到其老伴也过世。但是特别提出，其直系子女本身不继承任何房产和福利。
此外，未来建国后各地方政府也会执行同样的政策，避免后世出现的省委大院、省长大院、市委大院、市长大院等情况。因为炎黄特色，官场明面上讲究避免造成人走茶凉的感觉，省委书记卸任后，其屋子不会被收回，而是继续居住（地段环境往往最好），等其过世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高官子女，经常继续占有这些房产，并售卖获利。由于法律上的盲点和政府内部的人情世故，像建国初分给各个领导居住的四合院、名人居所，就这么从国家财产变成了私人财物。
因而王凡从建国伊始设立规则：你想当官吗？请按照这个来，如果贴着脸皮不想走，那么掌握在不同民主党派和山头势利的媒体报纸，会争相报道，形成相互监督的氛围，谁当出头鸟谁先死！
第二，副部级及以下官员，按照2012年的炎黄官方统计数据，在职的有10160名，对于这么大的数量，再考虑到未来退休的累加基数，还有局级、副局级、处（县）级、副（县）处级。所以炎黄养不起也不想养！
因而这些人不享受官邸制，全部在自己分到的福利房中生活。其实，由于新建福利房是直接按照后世标准建造的，设计出来的采光性、舒适性、合理性、通风性，是炎黄古宅所不能比拟的。单从生活享受上来讲，除了古宅官邸带来的所谓“官威”和虚荣感外，哪怕是已经通电通水，住在古宅里面也真不如修建的（大面积）福利房屋舒服。再加上从土土的窑洞，搬到了现代化的崭新楼房，生活办公环境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王凡一直担心的山头不稳、人心不古、内部骚乱根本没有出现。而第一次官员财产、护理福利支出公示后，官员们无论是否有意见，也都默认了这种方式（要不还能怎么滴^_^）,老百姓看到后绝大多数都能理解，毕竟能享受的都是资格很老的资深“老革命”了。此外，百姓自己也能住上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房屋（面积相对小一点），没什么特别的“羡慕嫉妒恨”。
北京老城，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
这里有一座有着七十九个房间的大四合院。古朴的房舍外形和墙壁、可以想象出的里面宽阔庭院、以及从院墙上方探出来的几根粗犷树枝，都可以表明这个地方的不凡。
一辆小轿车慢速从附近驶过，秘书常乾正拉着司机周洋，一起给自己的正部级首长选院宅。虽然王凡已经尽可能规范了官邸制大方向和细则。但是聪明的炎黄国人，仍然可以从里面找到变通的地方，比如：同样是正部级的官邸，你在哪条胡同，我在哪条胡同；你的院子多大，我的院子多大；你的房屋数量，我的房屋数量；你的屋内家具字画数量，我的屋内家具字画数量等等。这些事关自身“面子”和“地位”的要素，通过炎黄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熏陶，已经和炎黄国人的骨髓血脉融为一体，成为台面下不成文的官场“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