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这些农作物还大多与后世常见的品种有较大外观差异。
也正是由于不敢百分百确定，虽然这些农作物已大部分在长江中下游有栽培，并且南京还是最可以汇聚各种新奇物种的地方，但徐克然这次带来的还主要是样品，并且数量很少。
没错，辣椒、玉米、花生、土豆、西红柿和向日葵与李平已开始大量播种的粮食神物红薯一样都是外来物种，并且还都是在明末开始进入中国的。
其中，辣椒、西红柿和向日葵目前仍是属于观赏植物，并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富人家中有少量栽培。
这时候的西红柿还叫六月柿。
第一个记载西红柿的文献见于明赵函的《植品》（1617），赵函在书中提到，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中国来的。
1621年王象晋的《群芳谱》又再次肯定了番茄的来源，以后的人们都笃信不疑。
由于西红柿艳丽诱人，如同有剧毒的色彩艳丽的蘑菇一样，人们都怕它有毒，所以只是欣赏它的美丽而“不敢”吃它。
而且由于番茄原来生长在秘鲁的森林里，叫做“狼桃“。而当时的秘鲁人又只是吃番茄的叶子，可当时的番茄叶子却是含有毒素的，所以导致了很多人中毒。
也就是说西红柿不能吃并非空虚来风。
尽管欧洲人此时已经证明西红柿果实可以食用，但它成为中国人的食物还是要到清朝末年。
花生和玉米此时倒是已经进入了普通人的食谱，可种植范围和规模却十分有限，很多地方的人仍是从未见过。
花生目前主要在福建和广东种植。
浙江明代方志中有“落花生原出福建”的说法，清人张璐在《本经逢原》中也说“长生果产闽北”，这表明福建是引种花生最早的地方。
明末，福建的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广东的广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等府都种有花生，接下来才又扩展到广西的一些府县。
玉米此时的种植范围算是最广的了，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河南《襄城县志》就出现了关于玉米在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
四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当时由云南土司进贡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经过河南巩县，又被《巩县志》留下记载。
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将玉米称作“番麦”和“西天麦”。
为了撰写《本草纲目》行走四方的李时珍在1552至1578年游走采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玉米在长江中下游的种植，但他对当时玉米的描写是“种者亦罕”。
到明朝末年，玉米其实已经传播到了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十省。
至于土豆，这东西在此时却是个另类的高大上。
土豆已得其名。
万历朝进士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中已有其做为美食的记载，万历朝另一文人徐渭甚至还有首五律诗《土豆》。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甚至有一段关于它的详细记载：“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
但土豆目前却是宫廷美食，并仅限于皇家和豪门才有栽种，没有大面积普及，薯种和种植技艺也没有传入民间。
抛开美味性不谈，辣椒在潮湿地区的意义就不用说了，玉米和土豆对环境的强适应性以及高产和耐食性其实也就是比红薯差一些而已。
事实上，玉米、土豆与红薯一样都是中国清代人口进入大爆炸的关键性农作物，并且玉米在明代末期华北地区的大量种植对缓解粮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而，李平当时围着栽种在盆里的辣椒啧啧称奇和宋宝来的心颤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李平迅速下定决定和徐克然进行全面贸易也于此有重大关系。
他们需要立即大量引入，需要足够多的种子或种苗来实现差异化以控制变异性、减少病虫害并提高产量。
当宋宝来将徐克然带来的数量稀少的农作物种苗及其种子带到伍家坝后，也果然立即就引起了高蕾和赵兰月的惊呼。
没有现代人不想丰富寡淡的口味。
赵兰月甚至马上就放下了一切跑去和宋宝来一起去摆弄起农事，他们目前在这方面的栽培经验绝对是这个时代最强的。
但当宋宝来忙完后返回富池镇上时，计划的招待晚宴却不得不被取消。
徐克然的腹部疼痛已经严重到必须高度重视了，并已经出现了发热和恶寒症状。
肠痈，并且是严重的蚓突发痈，这是宋宝来听到的五条商船共同聘请随行的一名郎中给出的答案。
而徐克然和已聚过来的另三条船上的管事都是一脸灰败。
这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病。
切除过阑尾炎的宋宝来在狐疑的详细询问之后，马上让人把高蕾请了过来，然后很快确定了徐克然得的正是急性阑尾炎。
这的确是一个死亡率很高并且在目前很难有效治疗的病。
注释：
蚓突发痈是中国古代对阑尾炎的形象定义，归并为肠痈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