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邑县各级抗日政府都动员起来了，在辖区内搜捕渗透进来的“国民党别动队”，没错，已经把那支小队上升到了别动队的级别。
姚队长他们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许多情况无法自圆其说，于是，金干事说的那些话就被他给“贪污”了，完全不向上级说出完整的事情经过。而那些区小队队员们为什么不说？这个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民是文盲，智商也不高，根本不懂得各种新名词，所以，他们也无法记住金干事说的那些“奉命”“特殊任务”这些词汇，许多队员根本就是临时拉来凑数的，这里不同于靠近日战区的根据地或者游击区，区小队的设立与其说是斗争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上级规定“必须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队员是没见过世面的，他们面对上级问话时，不管是害羞也好害怕也罢，大多都是连头都不敢抬，他们能说什么？至于那个地主儿子，更是不会把自己的“恶行”和“糗事”说出来。
经过研究后，旬邑县的某个领导觉得这是个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的一次严重的“挑衅”事件，必须要把这支别动队抓住，然后去跟国民党交涉。国共合作以来，发生在旬邑的各种摩擦是以千为单位来计数的，可以说大摩擦时而有，中摩擦三六九，小摩擦天天有。而别动队这样的渗透，应该算是“大摩擦”了。既然是大摩擦，那么重视的程度自然就不一样了。
问题是，小分队在当天晚上就已经离开了旬邑进入了正宁，此时正在向东北方向的洛川前进，让全县动员起来去找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别动队，哪里去找？
警卫连也陷入了窘境，第一天，他们按照鞋印去追，一路上都没有失掉痕迹，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加速，就是只看到鞋印看不到人。一直追到天黑，无法在路上辨别脚印的时候他们才停下来找地方宿营。第二天一早，他们又见到了清晰的脚印，于是继续追，他们甚至还找到了小分队宿营的地方，可还是追不上，仍然是只见脚印不见人。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并没有沿途搞破坏，也没有骚扰当地的老百姓，警卫连还派人在脚印附近询问老乡，可都是一无所知。警卫连长感到有些不对劲，他的连都要在沿途找相关单位提供补给，那被追的“白匪”难道不吃不喝吗？他们的补给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没有人报告粮食被抢？
人家给了钱，那些小吃铺子的老板如何会张扬出去？要么就是抓紧时间再做点，要么就是干脆说，“昨晚没来得及弄，今天没得卖了”。商人重利，在这又不是啥大原则的问题上，隐瞒不说才是常态，出去揭发的那是傻缺。
三天过去了，小分队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张干事沮丧到了极点，晚上坐在炕头上抽着闷烟，要是他的兜里有钱，他是真想找个地方大醉一场。
“我觉得吧，我们等在这里不是个事，你也知道，我不是闲人。”老杜走了进来，就着炕桌上的煤油灯点着了自己的烟袋锅子，“我给你个建议，带着车子和我们，尽快赶回延安，车子停在这里的时间长了，也难免引起相关方面的注意。我留心了，这样的卡车在西安这一带没有，苏联老大哥援助的汽车基本上都是6个轮子的，没有这种十个轮子的卡车，我听小乙说，这卡车是美国生产的，叫啥子……西，如果被在洛川的国府人员拿到了证据，咱们怎么向他们解释这车的来源？所以，尽快离开这里，离延安越近，你犯的错误就越小……”
不能不说这老红军的觉悟就是高，斗争经验也是丰富，他的一通话把张干事点醒了，如果继续留在这里，还真保不齐捅出啥大事情来。现在的国民党里，极端反共的那些人，没事都要找事，如果他们有了把柄，让上级如何去向外界解释？难道说把悄悄从海外运回特殊物资的事情告诉老蒋？
想明白了，张干事就不再犹豫，当时就去找警备团，让警备团帮他代发电报去延安，告知自己的行动路线。此时的张干事已经豁出去了，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不能把人丢了，这车货再丢了，那就鸡飞蛋打什么都没落下。张干事已经决定，不管首长有没有回电，他将于第二天带上卡车回延安。
首长接到了张干事的电报，这次没有发火了，他仔细的思索起来。
在这之前，首长并没有设身处地地反向思维，况且，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首长也不了解下面的那些民兵和地方武装会如何对待小分队，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天，小分队就好像消失在边区了。小分队会不会在遇到盘查后觉得走不通而再次脱离了边区呢？或者他们干脆直接回太行山根据地去了？
首长提出了好几个假设，随即都一一否定，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了，他们要步行到达延安，而且还要穿过各级的哨卡和盘查，可是面对严密的边区安保系统，他们做得到这个？首长有些吃不准了，对于这样太专业的问题他回答不上来。好在，首长在留守兵团那边也有不少老战友，随便去找一个打听打听不是问题。
“老伙计啊，我想问个问题，你说咱们边区的安全保卫工作能不能做到滴水不漏？如果有人想绕过各个哨卡进入到延安附近，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这个问题是个伪命题，世界上就没有滴水不漏地防护，任何安全防护都会有漏洞，关键是看如何去寻找，如何去利用，不过，我们的安全防护靠的可不是部队，我们靠的是民众，是整个边区的老百姓……我听说前几天在旬邑就出现了国民党的一支小部队，很快就被当地老百姓发现，随后就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