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落到今天的这个结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谁见过靠地痞流氓可以统治国家的?老蒋自己是流氓出身,哪怕装扮的再好,自己平时自律的要求再高,骨子里的流氓秉性是改不了的,从四一二政变到校场口事件,20多年了,老蒋玩的还是地痞流氓的手段,一点都没有长进。
这天,李久在办公室里接到了任潮公的电话,让李久去他那里一趟。
李久知道该来的来了,还故意的拿捏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这部电话有没有保密局监听很难说,可被港英政府的政治部监听那是必然的。在电话里,他得给监听者留下一个“被迫无奈”的印象,同时也让任潮公知道,他有难处。
关于自己的电话被监听的事情,不光是凯特告诫过他,就是海琳娜也暗示过他。就是他们不告诫,这俩人从来不给李久打电话,从这个现象看,李久就知道,港英政府对他们这些“大老板”是不放心的。这里的大老板是双意的,一方面是指新晋崛起的老板和公司,比如九九公司,另一方面是指从大陆过来的老板,李久就是双料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另外一个身份其实就是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个分部,其搜集情报的能力一点不比刚刚建立的cia差,而且,与cia还进行情报共享,所以说,曾几何时,香港被称为世界谍报人员的“大杂烩”和“情报天堂”。
电话里说话是一个态度,人跑过去笑脸相对又是一个态度,李久建议去散步,老练的任潮公顿时就明白了李久的用意,于是,两人到山路上去散步,去遛弯。
任潮公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要求,“我需要你的公司帮忙担保,一旦出了事情你得自己负责,丑话说在前面,我对港英当局毫无影响力,他们不买我的账。”
“没有问题,那个船长无非是贪了点,想顺便带点违禁的药品,这在香港很普遍,抓住了也就是罚款而已,你们做好随时出行的准备吧,那条比利时的货轮目前应该是去了越南,法国人在那里正与游击队打的热闹呢。”李久爽快的说道。
“你为什么在电话里那样跟我说话?好像拒人千里之外似得,你是说给谁听的?难道说……保密局把手伸到了香港吗?”任潮公敏感的觉得李久有秘密。
“保密局在这边未必敢那么干,可是港英政府不会不干,他们要掌握中国的情报,还有从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嘴里获得确切消息更简便的法子吗?你叫我过去,我就唯唯诺诺的过去,第一,与我现在在商界的地位不相符,第二,也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我得给他们布置个假象,等会我走的时候,也会做出你不喜欢的一些表情和动作,到时候您别当真。在我们身后200米的地方,就有几个人盯着我们呢,他们不是保密局的,保密局在香港的人都已经被我的人盯死了,他们在我来之前已经被钟志豪的人给绊住了……您什么时候走,我会在电话里用暗语告诉您,您现在记好了,我只要说出去六国饭点吃饭,那就是通知你们出发……”
“你怎么懂得这些间谍的套路?你在哪里学过吗?”任潮公最后问道。
“我是响马出身,响马出去踩点子,放探子,与现在的间谍有啥区别?”
“噢!我把这茬忘记了,你小子可真是个全才!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李久离开的时候,满脸堆笑,弯腰鞠躬行大礼,就好像得到了任潮公许给的一个天大好处那样,把个任潮公弄的……猛然想起刚才李久说的话,干脆摆起架子,挥挥手,然后自顾自转身离去,这个画面直到好多年后任潮公说起来还想笑。
比利时货轮船长皮埃尔,本身就是在西贡那边发财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他跑到了印度,后来还参加了比利时流亡政府的抵抗活动。他的这条“阿丹”号就是战争结束后,从德国诸多赔偿物资中获得的。对于这条船来说,他既是船东,也是船长。二战后,许多西方人都在辛勤的进行原始积累,他们以前的财富都被战火付之一炬,尤其是原来的中小业主。皮埃尔在战前曾经在比利时皇家海军里担任舰长,退役后到东方来冒险淘金,结果碰上了太平洋战争,运气够差的。现在,他最想的就是多赚点钱,给自己买第二艘第三艘货轮,买更大的货轮。
当皮埃尔从越南北部的防城港运回了一整船稻谷之后,他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就在他走的这一个礼拜,香港的稻谷价格突然暴跌了三成,这就让皮埃尔赔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他本身是为法国人从香港送药品和服装、食品过去。战后,法国人回到越南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法国人打德国人不行,打越南人似乎也不行。法国的经济在战后本来就很拮据,现在又面临对越南殖民地的争夺,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法国军队在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药品和服装、食品等等,并且通过外交渠道找到了皮埃尔,让皮埃尔以成本价给他们运输,回来的时候承诺给他们最低价格的稻谷,可以在香港出售后获利。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当时,香港的粮食市场是很小的,160万人能吃多少?广东本身盛产稻米,尤其是珠三角的生产能力,到了晚清时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这还不包括顺着西江从广西、湖南过来的稻米。而每年到了11月份以后,新米和新谷才会逐步的汇集到广州“十三行”,以前,为了控制香港的物价,香港的米商会共同确立一个进出量,可最近,九九记那边递过话来,难民太多,粮价下调。九九记的远洋运输不行,可是把运沙子的改运稻谷一点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