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落到今天的这个结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谁见过靠地痞流氓可以统治国家的？老蒋自己是流氓出身，哪怕装扮的再好，自己平时自律的要求再高，骨子里的流氓秉性是改不了的，从四一二政变到校场口事件，20多年了，老蒋玩的还是地痞流氓的手段，一点都没有长进。
这天，李久在办公室里接到了任潮公的电话，让李久去他那里一趟。
李久知道该来的来了，还故意的拿捏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这部电话有没有保密局监听很难说，可被港英政府的政治部监听那是必然的。在电话里，他得给监听者留下一个“被迫无奈”的印象，同时也让任潮公知道，他有难处。
关于自己的电话被监听的事情，不光是凯特告诫过他，就是海琳娜也暗示过他。就是他们不告诫，这俩人从来不给李久打电话，从这个现象看，李久就知道，港英政府对他们这些“大老板”是不放心的。这里的大老板是双意的，一方面是指新晋崛起的老板和公司，比如九九公司，另一方面是指从大陆过来的老板，李久就是双料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另外一个身份其实就是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个分部，其搜集情报的能力一点不比刚刚建立的cia差，而且，与cia还进行情报共享，所以说，曾几何时，香港被称为世界谍报人员的“大杂烩”和“情报天堂”。
电话里说话是一个态度，人跑过去笑脸相对又是一个态度，李久建议去散步，老练的任潮公顿时就明白了李久的用意，于是，两人到山路上去散步，去遛弯。
任潮公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要求，“我需要你的公司帮忙担保，一旦出了事情你得自己负责，丑话说在前面，我对港英当局毫无影响力，他们不买我的账。”
“没有问题，那个船长无非是贪了点，想顺便带点违禁的药品，这在香港很普遍，抓住了也就是罚款而已，你们做好随时出行的准备吧，那条比利时的货轮目前应该是去了越南，法国人在那里正与游击队打的热闹呢。”李久爽快的说道。
“你为什么在电话里那样跟我说话？好像拒人千里之外似得，你是说给谁听的？难道说……保密局把手伸到了香港吗？”任潮公敏感的觉得李久有秘密。
“保密局在这边未必敢那么干，可是港英政府不会不干，他们要掌握中国的情报，还有从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嘴里获得确切消息更简便的法子吗？你叫我过去，我就唯唯诺诺的过去，第一，与我现在在商界的地位不相符，第二，也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我得给他们布置个假象，等会我走的时候，也会做出你不喜欢的一些表情和动作，到时候您别当真。在我们身后200米的地方，就有几个人盯着我们呢，他们不是保密局的，保密局在香港的人都已经被我的人盯死了，他们在我来之前已经被钟志豪的人给绊住了……您什么时候走，我会在电话里用暗语告诉您，您现在记好了，我只要说出去六国饭点吃饭，那就是通知你们出发……”
“你怎么懂得这些间谍的套路？你在哪里学过吗？”任潮公最后问道。
“我是响马出身，响马出去踩点子，放探子，与现在的间谍有啥区别？”
“噢！我把这茬忘记了，你小子可真是个全才！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李久离开的时候，满脸堆笑，弯腰鞠躬行大礼，就好像得到了任潮公许给的一个天大好处那样，把个任潮公弄的……猛然想起刚才李久说的话，干脆摆起架子，挥挥手，然后自顾自转身离去，这个画面直到好多年后任潮公说起来还想笑。
比利时货轮船长皮埃尔，本身就是在西贡那边发财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他跑到了印度，后来还参加了比利时流亡政府的抵抗活动。他的这条“阿丹”号就是战争结束后，从德国诸多赔偿物资中获得的。对于这条船来说，他既是船东，也是船长。二战后，许多西方人都在辛勤的进行原始积累，他们以前的财富都被战火付之一炬，尤其是原来的中小业主。皮埃尔在战前曾经在比利时皇家海军里担任舰长，退役后到东方来冒险淘金，结果碰上了太平洋战争，运气够差的。现在，他最想的就是多赚点钱，给自己买第二艘第三艘货轮，买更大的货轮。
当皮埃尔从越南北部的防城港运回了一整船稻谷之后，他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就在他走的这一个礼拜，香港的稻谷价格突然暴跌了三成，这就让皮埃尔赔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他本身是为法国人从香港送药品和服装、食品过去。战后，法国人回到越南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法国人打德国人不行，打越南人似乎也不行。法国的经济在战后本来就很拮据，现在又面临对越南殖民地的争夺，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法国军队在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药品和服装、食品等等，并且通过外交渠道找到了皮埃尔，让皮埃尔以成本价给他们运输，回来的时候承诺给他们最低价格的稻谷，可以在香港出售后获利。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当时，香港的粮食市场是很小的，160万人能吃多少？广东本身盛产稻米，尤其是珠三角的生产能力，到了晚清时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这还不包括顺着西江从广西、湖南过来的稻米。而每年到了11月份以后，新米和新谷才会逐步的汇集到广州“十三行”，以前，为了控制香港的物价，香港的米商会共同确立一个进出量，可最近，九九记那边递过话来，难民太多，粮价下调。九九记的远洋运输不行，可是把运沙子的改运稻谷一点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