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闻到咖啡香，到了厨房，埃莱娜已经帮我倒了一杯，烤箱里面有个英式松饼。电视机开着，正在播放的节目是《今天》，主播凯蒂·库瑞克看着来宾侃侃而谈他那本讨论苏丹种族灭绝事件的书，正试图表现得开朗而得体。
埃莱娜说：“那个可怜的笨蛋。他正在上全国电视网，他写了一本主题严肃的书，可是所有人只会注意到他戴了顶假发。”
“而且品质还不太好。”
“如果是顶好假发，”她说，“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看穿了。而且你想想头皮上黏着那块死麝鼠似的玩意儿，在摄影棚的灯光下会有多热。”
她喝了杯咖啡，但没吃早餐。她正要去上瑜伽课，一星期去上两天或三天，她觉得空着肚子去上课会更有用。她在八点十五分前出门，结果后来证明，真是幸好走得早。
因为八点二十五分插播本地新闻时，她不会看到。我原先漫不经心听着，但听到的内容让我竖起了耳朵。一个女子在曼哈顿被杀害，不过没说是谁或在哪里。这不稀奇，这个城市很大，这个社会很险恶，但不知为什么我转到“纽约第一”，这个地方新闻台会二十四小时持续播报本地新闻，我看完市长发表一份声明和一个乐观的天气预报，外加几则广告后，一个没出现在镜头里的记者报道着一名未婚的曼哈顿女子被残忍地凌虐谋杀，我的心直往下沉。
然后她所居住那幢大楼的画面充满屏幕，这不表示那一定是她，她不是唯一住在那幢大楼里的人，或许也不是里头唯一的单身女子。不一定是她，可能是另有其人被发现裸身陈尸在卧室里，而且是在记者阴沉地形容为“一个显然马拉松式的凌虐和侵害”之后，被刀刺死。
可是我知道那是她。
报道中说，她的名字要等到通知近亲后才能确定。她有任何亲人吗？我不记得了，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听说过。我记得她父母好像过世了，她也没有孩子。她前夫还在吗？警方会需要通知她前夫吗？或者她有兄弟姐妹吗？
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熟记在脑中的电话，一个不认识的声音说：“刑警队办公室。”我这才想起星期五已经过了，乔·德金已经不在中城北区分局了。我认识那个局里的其他两三个警察，不过不熟。而且这不是他们负责的案子，因为没发生在他们的辖区内。换了乔会帮我打几个电话，但我不能期望那里的其他人肯替我费这个事。他们只知道我是乔的一个朋友，一个当过警察没几年、辞职已久的家伙，他们什么也不欠我。
我还认识什么人？我曾密切合作的上一个警察是西一二六八街二十六分局的艾拉·温特沃思。案子解决后——事实上，那案子比较像是自行解决的——我们又联系了一次，他喜欢来我们公寓拜访，说埃莱娜的咖啡是全城最棒的。
可是我们没有继续保持联络，只有圣诞节时寄张卡片，而且现在打电话给他也没用，因为案子也不是发生在他的辖区。
不过我有她的电话。我拨了号，如果她来接电话，我可以想出其他事情来说。但我很清楚她不会来接了。铃响到最后，转到语音信箱，于是我挂断。早晚警方会设立检举电话，会有一个专线让人打去提供这个案子的线索，可是现在电视新闻还不会出现这类报导。我知道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分局的辖区，我自己也曾在那个分局服务几年，不过当年的同事早就失去联络了。案子可能也不会归他们管，重案组说不定会接手，可是分局警察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应该有人知道些什么。
我查了电话号码，一个正好在办公室的警探接了电话。我没等他问，就报上我的名字和电话，告诉他我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人在他的辖区被谋杀。我认得那幢大楼，我有个朋友就住在里面，但是我没听到受害者名字，很担心就是我那朋友。
他叫我等一下，稍后回来说，他们还没公布受害者的名字。
我说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以前也当过警察。如果我告诉他我朋友的名字，他能否告诉我受害者是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