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渴望治国安邦的一腔热情最终换来的只有失落与伤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上而言，贾谊的很多建言缺乏实践的可能；客观上看，皇权时代的思想禁锢必然导致贾谊的怀才不遇。单纯的文人不可能完成走向政客的蜕变，所以贾谊一生都只能被人称作“才子”。
满怀一腔热情的贾谊先后多次向刘恒上书，内容都是在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于是有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治安策》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思想，而且讽谏之意比《过秦论》要直白许多，言语都很直接，上来就是讨论王国、内政这两个问题。
首先，针对诸侯王势力的坐大，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在诸侯原有土地上增建新王国的方式，来缩小单个诸侯国的疆土。这和日后武帝时期主父偃推行的“推恩令”十分相似，只是推恩令确保了这种“众建诸侯”的连续性——诸侯王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瓜分父亲治下的土地。而文帝朝是否新增王国只能通过皇帝的喜好来决定，“众建诸侯”不规律，因而“少其力”也就不能长久连续。
其次，贾谊要确立明确的等级制度。
贾谊是一位儒生，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所谓的“重建礼乐”的政治理想，实际就是要构建像西周初年那样等级森严的制度，所以贾谊一直提倡要明确君臣地位的尊卑。除了他嫌功臣集团成天在刘恒面前左右朝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实现儒家重建等级秩序的理想。
而且贾谊认为，政府建立了不能充分维护天子权威和地位的郡县、分封并行制度，就是导致整个西汉初年政局混乱的原因。贾谊说刘恒应该“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让高低贵贱之分确定下来，“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构建集权统治下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令天子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贾谊认为，只有树立起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才是解决王国问题的最佳之策。
要将“礼仪”具体化，就必须倡导礼乐，所谓“厉廉耻，行礼谊”，法令与教化都是不可以废除的。同时还要对老百姓加以灌输儒家的忠君思想，美其名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向）道”，其实是间接性地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作了铺垫。
他的这些建议被落实之后确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他提出的先安定百姓进而稳固国家的主张也是正确的。
贾谊抬高了儒学的地位，但由于贾谊本人在朝廷中特别不招人待见，这反倒激起了人们对于儒学的排斥。尽管文景时期选择使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贾谊个人为儒学带来的负面口碑也绝不能忽视。这最终戏剧性地导致了贾谊提倡儒学，却潜在地促进了黄老之术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扩张。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建言重视农桑的。
贾谊的《新书》中讲“为富安天下”，想要富，先种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