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认为国之要务是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他把老百姓生活富足安定当成了自己的执政理想,鼓励生产,让老百姓安安心心耕作,到时候该播种播种,该施肥施肥……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百姓从此没有假期去旅游了,连国内游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四季就趴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打转吧。
鼓励农桑说来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本质目的却是为了“安民”,把老百姓牢牢地拴在田间的一亩三分地上。这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专制统治,减少了流动人口。
我们在看任何政治建言的时候,都应当看到其背后阴暗的一面。因为阴暗是政治的本质,开明的抉择不需要政治的操控,政治其实就是“势”,是舆论,是主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策略和绝对真理。
贾谊鼓励农业生产来富民的建议和他前文“重建礼乐”的想法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牢牢地抓住老百姓物质、精神这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这和我们今天通过工农业生产来发展自由经济实际上是不同的,贾谊强调了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鼓励与推动,这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儒家提倡的所谓“以民为本”,本质上应当理解成“以安定人民为本”。
《新书·大政上》讲:“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度,而民必胜之。”也就是在儒家眼中,老百姓的民意其实是阻碍其推行中央集权和专制的障碍,只不过由于民众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来安抚他们,毕竟公开、明确地伤害百姓利益会招致他们的反抗,而且百姓人多势众本身就占了优势。
贾谊以此劝谏刘恒应该以礼乐教化来教育百姓,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老百姓不安生,那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安生下来,这样百姓才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国家的安排,人民才能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便是所谓的“国泰民安”了。
贾谊受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思想不是其个人能左右的,好在刘恒信奉黄老,而且居于专制统治阶层的顶端,所以比贾谊更为清楚个中来由。因而我们看到刘恒面对贾谊的建议时,多数是接受贾谊提出的问题,却并不采纳贾谊的解决方案。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是讲立储问题的,毛泽东评价这段的时候说贾谊很迂腐。贾谊是这么说的:“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寄托在太子一人身上,想要让太子成为人才,那就一定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要早早地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要安排好他身边的人,趁着青春期还没到的时候就先用礼乐束缚住他。这样效果好,能让他修身养性,智力得到开发。而且身边的人也会影响他的性情,所以一定要把他左右的人选好。只有教育得当,再加上身边的人身体力行对他施加影响,太子才能成才。《尚书·吕刑》说‘一个人做好了,万民都会依靠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贾谊的话听起来很不顺耳,毕竟这话是在对皇帝的家事指指点点。总之,刘恒对他的建议并不十分认可。鲁迅有过一个解释,说:“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治安策》,摆明了是教人治国安邦的。但至于其中的内容到底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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