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知道，召公虎寻访兮吉甫许久，为的便是今日这番促膝长谈、虚心求策，而身边的仲山甫更是意外的收获，老太保好久未曾像今日这般谈兴甚浓。
老太保道：“自共、夷、孝、懿四王以来，大周朝纲不振，四夷屡叛，国力渐落。周厉王即位后，颇有中兴之气象，可惜终在专利一策上功亏一篑。如今，新王即位，主少国疑，百废待兴，想请教二位贤士有何治世良方？”
见召公虎身份尊崇却礼贤下士，兮吉甫和仲山甫不敢怠慢，纷纷献策。
兮吉甫高屋建瓴：“大周如今之困局，可分内、外二策以解——内者，首要富国，次要强兵；外者，一攘四夷，二抚诸侯。”
召公虎大喜道：“愿闻其详！富国如何？强兵如何？”
兮吉甫道：“富国，乃解决内忧之本也。大周自公亶父起，历代先王前贤皆提倡以德治天下，以至后世诸王皆以为，只需施以德政，便可以垂拱而治天下大，此言谬也。”
方兴知道此言大悖常理，召公虎也是不解。
兮吉甫道：“此策还得垂询仲山兄，他曾言，国富方可治天下，国贫必然途穷。仲山兄遍览历代经济简牍，方知仓廪之实，才可牧四方之民、统御万方。”
召公虎称是，转而问仲山甫：“仲山先生，愿闻高见。”
仲山甫道：“太保，这还要从夏朝开始说。大夏虽一统中原，但国土狭小，唐都方圆不过百里。大禹治水后，夏人以农为生，百姓安居乐业，自然德治足矣。然有夏一朝战乱频仍，边患四起，何以故？并非德政有缺，而是王室积贫积弱、国小兵寡之故也。”
召公虎频频点头道：“此高见也！夏王朝之倾覆，确是因为小国寡民，失控于方国之故，这才被东方夷人领袖商汤所灭。”
仲山甫又道：“再说商朝，殷人渔猎为生，鸣条一战灭夏后，才占领肥沃中土。但殷人从不务农，而是大行货殖之道，或买或抢，攫取周边农耕部落出产之粮。久而久之，商王室越来越富，其四方诸侯却成了竭泽之鱼。
“商王朝立国之本有三——尚武、重商、崇巫。武力强则服偏远，财力盛则雄邦国，巫术兴则蔽民智，商朝国力登峰造极，疆域也达夏朝数倍。然而商王室屡屡迁都，早商迁都八次，晚商迁都五次，可知何故？”
召公虎道：“此事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云乃水患频仍之故，有人云乃王位倾轧之故，莫衷一是。”
仲山甫摇了摇头：“非也，商人迁都，只有一个原因——缺粮！”
“缺粮？”召公虎沉吟。
仲山甫道：“正是！我们周人安土重迁，以耕种为国本，不离故土。可商人不同，他们四海为家，逐利而迁，故而哪里有粮食便迁都于彼。长此以往，贩粮者越多，种粮者越少，岂不坐吃山空？
“直到盘庚迁殷，才重新重农，此后再未迁都。盘庚在位之时，商王朝转危为安，王位传到其侄武丁手中，国力到达鼎盛，八方来朝、四夷宾服，这都是盘庚王迁都中兴的功劳！”
召公虎道：“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庚中兴，如今大周也已非中兴不可，我辈当以史为鉴也！如此强盛的商王朝，后来是如何颠覆？”
仲山甫道：“古人云‘盛极必衰’，商朝之覆灭，后人往往简单归咎为周王无道，太过武断。商朝富甲天下，纣王南征北战至北海、南海，造鹿台、肉林酒池，如此奢靡，国力尚未穷尽。”
召公虎若有所思：“那又是何故倾颓？”
仲山甫道：“非为经济，乃是人祸。殷初三权合一——商王身兼殷军统帅、商盟领袖、巫教教主。可到了商末，先是祖甲改制，其后诸王又疏远巫教，分裂商盟，立国三大支柱分崩离析，四方也叛乱不断，牧野一战，败于大周之手。”
兮吉甫道：“太保去岁在给厉天子柩谥之时，所献《荡》诗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兮先生博闻强识，孤甚佩服，”召公虎又问仲山甫道，“大周开国以来，经济如何？”
“仲山献丑，姑妄言之，”仲山甫顿了顿，继续道，“自先祖后稷开始，大周以农为本，几经辗转后定都关中平原沃土。武王伐纣，以弱胜强，但天下国土还有三分之二在殷商遗留手中。于是，周公旦推行分封制，让兄弟、子弟、功臣们裂土封侯。
“说是裂土，其实只是空头承诺而已，封地还在殷商余孽手中，需要新诸侯们白手起家，去把许给自己的地盘抢夺回来。而诸侯们安心经营封国，再将收成按口率缴纳天子、进贡称臣。然而，时至今日造成大周困局者，恰恰又是因分封制度而起……”
召公虎若有所思，沉默不语。
仲山甫接着道：“大周初年，地广人稀，亩产足以养天下之民；而如今两百年过去，大周人口增长十倍，而天下良田却无增益，逢今大旱，自是民不堪苦。加之有不良奸商屯粮居奇，赚取大笔差价，发国难财。”
召公虎问道：“大周重农抑商，不知此等商人是大周国人，还是商朝余孽？”
仲山甫道：“兼而有之。货殖之利，数倍于农耕，自古好利之人甚多，岂能禁绝。而何况，商朝覆灭之后，据说巫教与商盟并未瓦解，而是转入地下，近年来颇有死灰复燃之势。”
谈及巫教和商盟，召公虎神色大变，方兴也是心有余悸。
召公虎道：“如此说，奸商竟能影响天下大势？”
仲山甫接着道：“套利商人固然可恶，但也只是疥癞之患而已。真正的沉疴痼疾，而是在各诸侯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