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所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著述，重要前提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深刻的历史针对性。
中国的对日作战已历时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巨大的疑问由此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这些疑问不仅产生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和国土迅速沦陷的严酷现实，更是流行于国内的各种观点和言论所造成的认知混乱。此时在中国，关于对日战争，至少有两种观点极其危险，有可能致中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观点之一是“速胜论”，也称为“高调理论”。
“速胜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侵略者，战争很快就会以中国的决战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种观点在战争爆发之日就已出现。国内许多人曾经表示，日本不具备吞并中国的能力，如果日军向华北进攻的话，其军队前锋不可能越过长城，更不可能攻入山西。在淞沪会战初期，当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登陆并坚守上海外围阵地时，日军一度举步维艰，于是又有国人宣称，只要中国坚持三个月，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国际会干预苏联会出兵，中国军队很快就能把日军赶下海去，甚至预言中国军队将乘胜追击夺回失去的东北。“速胜论”在台儿庄战役后达到高潮，不但认为中国军队的胜利是日军崩溃的标志，而且认为接下来的徐州会战将是一个“准决战”，日军将在这样的决战中面临“最后挣扎”。——如果“速胜论”为一般民众和社会舆论所持，或许在某种情境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为中国决策层中的人所持，就会导致不顾一切乃至赌上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将是一种危险。
首先，无论从国力和军力上相比，中国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中国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有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造成的。战争除了精神质量的比拼之外，还是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拼，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与已进入工业强国时代的日本几乎没有可比性。承认劣势需要勇气，也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盲目的自以为是不是自信，是鲁莽和愚蠢，由此产生的乐观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要承担后果的。自日本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举国抗战，军队拼死作战，但是却没能抵抗住日军从北向南的节节进攻，在这种情形下何以谋求中国之速胜？
其次，“速胜论”也是受到日本支持的。没有人不希望对手越鲁莽越愚蠢越好。如果中国继续并固执地盲目乐观下去，日本便可以获得他们“速胜”的结果。因为在“速胜论”的指导下，中国将会不计后果地投入所有国力和军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或者死守某一要地名城，形成大规模的决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将会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对中国军队实施毁灭性的歼灭，使得中国彻底地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将中国沦为日本的战利品。对于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技能均占据优势的日军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寻找不到决战契机，消耗不掉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得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观点之二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
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
“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在他的各种演说中大肆宣称“战必大败”的“亡国论”，其代表作是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其中，汪精卫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誓死抗战的结局：“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迫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倶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汪精卫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其结果只能是民族与国家“倶成灰烬”。那么，照此推论，中国浴血抗战的意义何在？继《最后关头》之后，汪精卫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通篇以阴阳怪气之语暗示坚持抗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汪精卫观点一致的群体，这一反对坚持抗战、反对国共合作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投敌求和的政治集团。
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投靠国民党，一九二四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国民党骨干党员，曾任总司令部行营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佛海给他们这一群体取名为“低调倶乐部”：
回到南京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去，渐渐地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无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汪精卫与周佛海不但没有历史渊源，而且曾经是政治对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右翼，左冀领袖汪精卫讽刺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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