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刘启颁布了左官律、附益法。这两条政令都是针对王国势力的，限制他们手下的人才和钱财，增加地方对中央的依赖性，从而削弱王国势力。
其次，在内政问题的解决上，刘启在任内废除了苛法酷刑。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启下了一道诏书，他否定了父亲刘恒将肉刑改为笞刑的做法。刘恒原来想的是“长痛不如短痛”，残疾了痛苦一生，挨几鞭子过几天就疼过去了；但是刘启认为，笞刑太重和肉刑没有差别，鞭子也是能打死人的，所以他决定减少笞刑的数量，将笞五百减为笞三百，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笞二百减为笞一百。
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文景二帝在对待刑罚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二人都想方设法让刑罚有所减轻，而不像一般的专制君王那样，整天都在想着“杀伐立威”，这实在难得。
此外，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记载，刘启让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卫绾制定了《箠令》，规定对犯人实施笞刑的刑具“箠”长为五尺，材质为竹，粗的一端厚一寸，另一端厚为半寸。《箠令》中对于行刑的位置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将原来打后背的做法一律改为打屁股，而且实施笞刑的人不能中途更换，这样打着打着那位施刑者就没劲儿了，后面几鞭也就能打得轻些。
另外，刘启允许“狱疑”，也就是允许犯人上诉，而且即使是犯人上诉失败，证据不合适，也不会被增加罪名。所以景帝年间“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汉书·食货志上》）老百姓都很自律。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贾谊与晁错》中说“文帝守静”，景帝则“稍能改革”。实质上，文景时代作为汉帝国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文帝朝是“承上”的，而景帝朝更多的作用是“启下”，两个时代风格不同。汉文帝时的积淀为日后汉帝国的飞跃做了铺垫，而汉景帝时代的风尚则是蠢蠢欲动但还没有动，这种气质保持到武帝朝，最终在汉武帝手中爆发，西汉帝国进入全盛期。
汉景帝死后在当年的二月六日下葬于阳陵，就在今天陕西咸阳张家湾村，1990年西安修机场高速的时候对汉阳陵进行了发掘，现在在汉阳陵修建了地下博物馆，可以在其中一窥阳陵陪葬坑的全貌。特别有趣的是，人们在阳陵附近的盗洞口还发现了一个盗墓者的尸骨，这个还比较稀奇。
汉阳陵可能是现在开发得最好的汉朝帝王陵了，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也相对较多，今人既然无缘一览文景之治的风貌，或许去阳陵抚古追昔一番倒也不错。
阳陵的封土是覆斗形，上小下大。底部东西长167.5米，南北宽168.5米，顶部东西长63.5米，南北宽56米，封土高32.28米。傍晚时分，咸阳原上的汉阳陵有着灰暗而巨大的影子，显示着它的古老沧桑，封土上的青草在白天一片翠意，傍晚则闪烁着余晖。
站在封土前，看着这般景色，难免都会有些怅然若失，因为文景之治一去不返了。
这柔和的暮色从来不能舒缓地展现在汉武帝的茂陵之上，因为汉武帝具有和他的父亲、祖父完全不同的气质。他更像一位成熟的专制帝王，驾驭着一个在专制集权制度下更为庞大、强盛的帝国。然而没有人能忘记，这一切都是文景之治缔造的。
经济快速繁荣、思想相对开放、社会区域安定，相较于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时代，文景年间更适合人们去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年代，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波，而不必被裹挟进政权之间的纷争。
汉景帝带走了文景之治，当大部分演员都已经离场的时候，还有些人依旧活跃在历史的前台上，他们的戏份还没有结束，文景之治在西汉帝国的殿堂中余音绕梁。
——直到窦太后去世，黄老之术在西汉政治指导思想领域的主体地位才被儒学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