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写汉武帝时代的时候，出场的第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我们后人读史书，不应该单单读史料，同时也要分析史家对史实取舍时的缘由，毕竟所有的史书在当年都是被当作史学著作来创作的，史家们可从来没说他们只是在记载史料，要是纯粹汇编史料，就该把杂七杂八都呈现出来。
由此反观《资治通鉴》的写法，毫无疑问，司马光敢于把董仲舒的事迹放在武帝朝的开篇来写，就说明在司马光看来，董仲舒这位儒生对汉武帝时代有着非凡的影响。尽管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本身存在着争议，但事实上，儒学确实是随着武帝朝的到来而在西汉政坛上异军突起。
这就注定了儒学将在不久的将来和黄老之术干上一仗。
硝烟悄悄扩散于窦猗房和刘彻祖孙二人的代沟之中。
窦猗房和窦氏家族的人无疑都是黄老之术的狂热崇拜者，景帝年间，“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然而，窦猗房崇拜的不仅仅是黄老之术，还有权力。
刘彻登基的时候老太太眼睛虽然早瞎了，精力却还充足得很，手中牢牢攥着权柄，死活不肯撒手。而很不巧的是，此时的刘彻刚好十六岁，十六岁的花季，正是青春期，充满着狂热与躁动。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彻执掌了天下最高等的权力，这无疑刺激了他的欲望，让他的内心躁动，头脑癫狂。他需要掌握一种控制他人思想的武器，让天下人和他一起癫狂起来。
很显然，黄老之术并不是那个顺手的武器。
黄老之术之所以能登台献唱于西汉初年，主要是因为汉初凋敝的时局。黄老之术的主要特点是“平”，让社会不经波澜，自由、平稳地恢复和发展，这样“与民休息”的做法适合于“灾后重建”。但是反过来讲，这种执政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使得整个社会缺乏上升的空间。“重建”之后要“更上一层楼”，这“上楼”的动力不是黄老之术能提供的。
汉武帝的时代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不是发展民生，而是要满足帝国统治阶层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野心。
贫乏的黄老治国之术不能开疆扩土，不能威震四海，不能换到西域宝马，那还要它做什么呢？汉武帝这样想。
黄老之术真的毫无用处、毫无功绩吗？
其实不然。
马勇先生在其《汉代春秋学研究》一书中总结了黄老之术对汉初社会的三点贡献：
第一，令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二，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推动了先秦以来，大的几派思想学说的自由发展。
黄老之术贡献斐然，特别是在带动社会生产和推进思想发展的层面上，其成就远超秦朝。然而这些贡献在刘彻眼中却一文不值，他根本不在乎，他反对黄老之术是因为他厌恶他的奶奶，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觉得黄老之术不好。
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被刘彻选为他反抗窦猗房的武器。